論道家道教對儒家的調適與上遂
上海交通大學哲學系杜保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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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道家道教對儒家的調適與上遂 上海交通大學哲學系杜保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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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道家道教對儒家的調適與上遂
台大哲學系教授杜保瑞
一、 前言：
本文將討論儒家和道家道教的理論互動關係，文中將指出老子哲學、莊子哲學和道教哲學在互動的立場上與儒家的關係，企圖藉由理論意旨的釐清，將儒道關係界定清楚，以為弘揚中國文化、發揮儒商精神、結合宗教信仰，做出理論的框架。儒家是體制內的哲學，以及經驗現實世界的哲學，或曰世間法哲學，此在世界的哲學，關心人文建設及國家體制，關心百姓的生活以及良好的國家政策，是中國文化的中流砥柱。而道家、道教則是從各種不同的面向對儒家產生調適與上遂之助。道家老子與莊子意旨不同，老子也是體制內的哲學，人文性多於宗教性，與儒家形成相輔相成的效果。莊子便是體制外的哲學，自由主義的哲學，個人主義的哲學，其間亦有神仙思想，對儒家的作用就在不達的環境中找到心靈的出路。道教卻是既有出世間法的鬼神系統，卻又十分入世地交涉人間，有它在世界觀卻又積極涉入體制內的事物，與儒家的關係就是以鬼神信仰與法術、神通協助儒者治理國家以及教化社會。
二、 先秦孔孟哲學中的理論特點與現實疏漏
儒學向來以中國文化的主流居之，此旨亦不假，儒家作為主流的要點在於：維護社會體制以及個人修身養性的理想，而個人的修養以成為維護社會體制的官員或知識份子為目標。從國家的需要而言，這個理想是正確必要且根本關鍵的，但是，就個人的生命與生活而言，人生還有許多面向，這時就有道家、道教的重要角色扮演了。這些面向以及需要是些甚麼呢？首先，維護社會體制的儒家價值觀，追求為社會服務的理想，理想的實現，就要有角色扮演，最簡單明白地說，就是要做官，然而，官位人人想要，壞官又幾乎永遠比好官多，那麼士君子在做官的事情上，作為一個儒者，就會碰到應對進退的問題，對於這個問題，孔孟都有對策，關鍵就是懂得謙退之道，但是，把謙退之道的話說得明白，把道理講得透徹，就是道家老子的智慧所長。其次，應對進退是一回事，有時候，根本沒得官做，這時該怎麼面對呢？這就好在又有道家莊子哲學的思想去處，就是追求個人的意境的超升就好，不必一定在體制內討個生命的出路。此外，傳統上，墨家非儒，認為儒家的禮樂教化是多餘無用之事，應以百姓生活所需為重，墨家因為都只站在平民身分發言，希冀君王尚賢，君王若尚賢，百姓必尚同，君王若不能尚賢甚且殘害人民，則百姓明鬼以申告，訴諸天志以懲罰，於是有了宗教的涉入。宗教始終存在於傳統中國的政治與人民的生活中，儒者如何面對呢？儒家自然是知識分子的社群，達則入仕為官，窮則獨善其身、著書立說、兼善萬世，一旦進入政府，掌管禮儀祭祀，則宗教與政體的關係必須和諧，這就又有了宗教的角色扮演了，而中國的道教，可以說就是墨家宗教組織型態的不間斷發展。因此，儒者在治國平天下的事務處置中，個人的修身齊家事業與群體的治國平天下事業，在在都需要道家、道教的在旁輔助，本文之作，即以道家老子、道家莊子、道教哲學三個脈絡討論道家、道教對儒家的調適與上遂。
三、 儒者剛強的形像在角色扮演上的爭議
歷史上的儒者圖像眾多，先秦孔孟是個大圖像，宋明朱王也是個大圖像，依據儒者自己的標準，管仲是孔子心目中的仁者，雖然孟子對管仲批評不少，僅依孔子的定位：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1]
然而，歷史上的孔子、孟子、朱熹、王陽明都不是管仲這般的圖像，管仲掌一國之大權，侍奉了孟子口中的霸王齊桓公，子貢亦議論其不能死忠於先君子，這些都不是孔孟能做得到的，但孔子卻稱許其仁，關鍵就是管仲真正照顧到了天下百姓，在齊桓公受其輔佐而稱霸天下的期間，確實國際之間沒有重大的征戰，沒有多少百姓因征戰而死於溝恤。這就是孔子心目中最大的價值追求與事業成就。但是，這樣的事功，是必須站在高位上才能做得到的，而孔孟的人生之中，雖都不是沒有機會站上類似那樣的高位，卻都自己辭官而去，沒有持續這個角色，總希望能再遇明君，但兩人都沒有成功，唯一成功的是，立德與立言，留下了巨著，教導了弟子，延續了儒者的命脈，建立了儒者為官的典範理念，但是，這個理念中，是有些不足的。也就是說，孔孟究竟是要培養出像他們自己這樣的剛強的君子？還是希望能有多一些人才能像管仲一般，真正地協助了君王，治理了國家，使百姓受到他的施政的照顧？
分析孔孟不能長久在高位為官的原因，孔子是因為魯國國君懈怠於政事，對孔子禮數已不夠，又有三桓把持國政，事事受制於權臣。孔子的理想是「導之以德，齊之以禮」，讓百姓受到教化，讓朝廷施行禮樂，而魯君竟放逸於女樂，自感不受重視，不能施展，自行辭官而去矣。孟子則是屢屢倡言高論，期許齊君以「行仁政、愛百姓、一統天下」為己任，然而，戰國的齊王已非春秋的齊王，格局國力尚不能比擬，雖然孟子稱許其地大人多，但齊王心中所想就是自己的享樂與對周邊小國的侵略欺凌，孟子見其「望之不似人君」，也罷官而去了。孔孟都是自己罷官，都同樣地周遊列國，都同樣地失望而返，可以說，他們都理想崇高，也都立論明確，只是，稍有昧於人性的現實，不解國君的品格，以致有了錯誤的期待，退而求其次，孔子只好期許他的弟子好好協助各國的君王施政，孟子也是期許各國的君子好好勸說君王行仁政愛百姓，在朝為官仍是孔孟心繫最重之大事，然而，他們自己卻扮演不了這樣的角色。從歷史的軌跡來看，孔孟的角色其實就是超越了做官的格局，而是儒家聖賢的角色，重點就是把儒家君子的形象清楚地建立起來，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注重公私義利之辯，得志，入仕為官服務百姓，不得志，著書立說教育子弟。而教育子弟的目標，還是如何入仕為官。可以說，做官、效忠君王、服務百姓就是儒者永恆的標記。
既然如此，超越了這個格局的孔孟，固然為萬世的儒者建立了價值的標的，但究其實，卻未建立在生活世界裡的行為典範，筆者之意就是，孔子並未為他稱許的管仲之徒，建立清晰的價值信念，意即，並未讓儒門弟子，清醒地認識到，如何成為管仲？管仲侍奉齊桓公，孔子卻棄魯定公而它去，關鍵就是齊人的廢置之策，藉由女樂以迷亂君心，孔子對於季氏，言：「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2]季氏不是魯君，竟然僭用魯君特有的八佾祭天子之禮，此事孔子痛責不可忍也。同樣地，孔子對於魯定公荒逸政事而親近女樂之事也是孰不可忍也，結果就是自己辭官。然而，秦漢之後，儒者已無辭官它去的道路可走了，並無其他的國君可以想像了，若有，便是外邦夷狄而非中國了，那麼，除了辭官，就是死賴在職位上了。
然而，孟子亦是去齊，而且孟子的去齊，更是一套治國理念的攻防辯論之事，許多人和孟子辯論不應去齊，孟子的理由多是國君不能真心實施我的政策，孟子不是不以擁有高官之位為施展抱負的必要途徑，只是他同時還要君王完全理解支持尊重敬愛他的理念以及他這個人的本身，就像子思受到魯國君王的尊重一樣，這些要求也不是不對，只是君王難教，如同莊子的譬喻：「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奈之何？』」[3]對孟子而言，孟子不管這些儲君或君王好不好伺候，孟子根本就是要他們來伺候自己，孟子講「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4]，講「我得志弗為也」[5]，講「說大人則藐之」[6]，孟子根本就是沒把君王看在眼裡，根本就是要君王自己乖乖來找自己做宰相，君王不來就算了，要孟子去求君王那就不叫仲尼之徒了。這樣的心態，如何做大官呢？
儒者不是一定要做大官，但要照顧百姓，在任何時代背景之下，照顧百姓都是大官該做的事情，更是政治領袖的職責所在，王陽明修煉道教工夫，卻棄之不用，不就是因為關心天下百姓之故嗎？那麼，如何留在官場？如何做官又做事？這件事情可以說就是千古以來的所有儒者的最大問題，孔孟不做大官而立德立言，歷史上朱熹做小官一樣立德立言，王陽明官是不小了，但卻是外臣，不是朝中大員，王陽明是真有事功的大儒，是真正弭平戰亂剿滅盜匪而照顧了百姓的官員，但面對朝廷要員們的狡詐虛偽，也必須辭功避位求個自我保全，所以，儒者如何在朝為官？就是儒者的大哉問。
孔子說：「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7]儒者為保清譽，可以一切皆避，但百姓安危呢？為了百姓必有不避之時，漢以後的儒生就都必須是如此了，只有被迫辭官、被害貶官、被辱丟官，若非如此，總是必須穩住陣腳，站好位子，以為百姓謀福利。孟子說儒者可以不為稻糧謀，若真為稻糧謀，而當理想不能實現時，孟子說：可以做個小官。反正把眼前的責任盡好了就好，至於朝廷的言責，不在其位就算了[8]。但是，漢以後的儒生，當皇權浩蕩，想做大官、想做小官、不想做官都是未必能如願的，儒者就像被綁架在官僚體系上的人物，想做官卻沒有做甚麼官的自由了。
最後，到了民主共和時代，皇帝不在了，所謂的官員就是公務員，至於儒學，最多是公民教育及道德教育的教材，現代人仍然可以自詡為儒者，但是這社會並沒有以儒者身分而得為上高位的實務連結，這不要緊，上了高位而欲為儒者之作為時，除了愛百姓重公義之外，如何與小人權臣周旋還是一樣的大問題。這個問題，永遠伴隨愛百姓的儒生，要對付這些問題，道家、道教確實是提供了全然新穎的思維。
四、 道家給儒者的第一課：向莊子學習看破體制的虛妄性
儒者要經略天下，這沒問題，但必須皇帝給你機會，必須政黨給你機會，一旦有了機會，就別再像孔孟一樣地辭官它去，只因君上不似人君，這以後，就是老子的智慧擅場了。但在此之前，必須先看破社會體制的虛妄性，才能明白你也可能根本沒有機會，有機會或沒有機會是與自己有沒有道德沒關係的，而是與最高領袖及高位者的德行及能力有關係的。因此一旦自己有了機會，就要好好把握這個機會，就算有機會，也不等於最高領袖及其他高位者是有道德的，因此在這樣的環境下，修養老子的智慧才能穩住自己的職位。
現在，先來談談體制的虛妄性。這是莊子給予世人的重大領悟。
這世界究竟是個怎樣的世界呢？有了人類、有了人群的組織、有了君王以統治群體的秩序以及分配管理種種的資源，世人因此都生活在群體裏了，然而，君王及上位的領導者族群卻總是緊握資源控制人民以供應自己的享樂，儒者不然，天生的仁德胸懷，關懷百姓，總希望為世人謀福利，在既定的社會體制之內，設法謀求百姓的福祉，但問題是，身分和機會是最高領袖及高位集團給的，至於誰是君王？如何成為高位？這是一個權力的謎題，儒者從未勘究之。儒者只是提出理想，甚至美化了遠古的君王以形成未來追求的典範，這就是孟子言於堯舜禹湯文武的聖王道統的理論，可以說，儒者一開始就是在既有社會體制的事實上去理想化之以面對這個問題，簡單地說就是仁民愛物的君王能夠成就他的帝位，如若不然，遲早被推翻。
至於推翻的力量與機制，儒者沒有定說，不過就是《尚書》之所云：「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及孟子之所云：「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9]，前者說明了有天志，天是有福善禍淫的權威的，此旨，與墨家同，但儒者依然沒有明確地說出了天志賞罰的運轉機制。可以說是藉由天志的意志而賦予人民或其他諸侯推翻王朝的合理性依據吧。後者則是說明了君王之所以為君王有其必要的角色職責，若是不然，不過是匹夫一個，人民得而推翻之，但孟子也沒有明講是甚麼身分的人？以甚麼方式？得以明確而有效果地推翻之。於是，在君王不能仁民愛物利益百姓的時期，儒者能做甚麼？
孟子之言是在高位者宜勸戒君王，勸戒不成宜自己去職，也就是其實是沒有辦法的。若是宗室之臣，則可以撤換之並取而代之，這是較為積極的思路，但宗室之臣得其君位之後，多半一樣地荒淫，更何況，儒者還時常譴責「臣弒其君」的事件。又，孟子贊成齊國以吊民罰罪的理想懲罰燕王，變置之，代之以燕國其它的宗室君子以為新王，可惜齊國打敗燕國之後卻是霸佔了人家的土地，導致諸侯要聯合討伐齊國。這樣看來，誰可以為君？這件事情儒者還真是沒有定見，舜似乎就是百姓出身，禹也似乎就是百姓出身，但湯和文武本身都已經是諸侯了。春秋戰國各個國家領袖也早都是諸侯了，宗室也是諸侯，可以說多半還是諸侯替代諸侯。總之必須等到漢高祖、明太祖這樣的時代才是再度有人民可為君王，但那也都是武力征伐而來，天命的理論或許仍然可以再次套用，但是沒有武力沒有戰爭如何來推翻之掌握之的結果呢？如果儒者成為武力集團的帶頭人，企圖以武力推翻暴力政權，不論自己是宗室還是平民，戰爭攻伐的成功成為最最核心的目的性價值，這時，沒有哪位以戰爭開國的領袖腦中裝的首先是儒者仁義治國的政策與理念，可以說全部都是法家所言之法術勢的謀略了，因此，這些並不是儒者在做的事情。以漢為例，高祖得天下之後才有「漢家儒宗」叔孫通的舞台，秦末楚漢相爭之際，是沒有甚麼儒生的角色可說的。當然不能說在那個征戰時代中的英雄豪傑的心中沒有仁民愛物的胸懷，但使得他們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勇冠三軍克敵制勝的聰慧，也不是儒者的東西呀。那麼，關於國家的建立，朝代的更迭，開國的偉業，這些涉及根本上的政治權力取得的大事件，儒家的角色是甚麼呢？先天而言，以國家的存在目的在於照顧人民的生活作為推翻不適政權的攻伐理由，後天而言，一旦國家建立政權穩固，以德治理想做為新君天命取得的合法性理由，進而進入官僚體制協助歷代君王治理國家。然而，之前之後有理論的角色，之後有官員扮演的角色，但就是這個過程中沒有甚麼角色的。
因此，誰為君王而勝出幾乎不是儒者可以參與置喙的。既然如此，其事業成功的關鍵，主要是法術勢的勝出，因此究竟有多少道德仁義的義涵在呢？可以說，這幾乎不是決勝關鍵。因此，儒者的角色就是事前的價值高舉以為攻伐的合理性，以及事後的粉飾有理以為掌權的合法性。真正可以做的，就是待機受命而協助治理天下，若機之不得，亦無可奈何，因為自己不是政權擁有者。既然如此，掌權者是甚麼心態以治理國家，這件事情就是不在儒者的控制範圍之內的。天底下沒有甚麼國家存在的道德必然性，縱然可以有假設性的天志受命之說，但是在具體的歷史經驗中，在個別的儒者生活世界中，就當下的處置而言，理想和現實總是脫鉤的。簡單地說，像孔孟兩位老人家到處求一個看得上眼的君王以期望獲得受命治國的想法，變得不是很切合實際的思考了。也就是說，政權和道德不是永恆地並生的現實，開國君王是如此，繼位的君王更是如此，威權時代是如此，民主共和政體亦然，取得權力的關鍵是法術勢，是否道德可以決定日後的發展以及掌權的時效，但就當下的取得權力而言，仁民愛物的儒者理念並非關鍵。既然如此，權力的掌握者並不必然等於道德的實踐者，而追求福國利民的道德理想的儒者，究竟應該如何看待政治體制的存在以及政權擁有者的角色呢？
就此而言，孔子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見到隱者時，孔子還自詡為同道，只是不忍天下百姓而已，就如子路之所言：
不士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10]
這段話中，君王必定不是重點，而是君子與天下百姓的仁義關懷才是重點，為了百姓的福祉，有機會做官就要去做官，也要給君王機會找自己來做官，而不是根本就逃掉了，但是，這段話中，對於施政的成功，顯然是悲觀的，雖然悲觀，當然總比不做的好，由此可知，道之不行，幾乎是歷史的常態，那麼，或許可以追問的是，儒者心目中的道，是否本來就不是歷史的常態，而只能說是儒者自己的理想了，筆者以為，確是如此，但是，歷史的事實和理論的理想不必等同，這又是儒者可愛的地方了，但既不是歷史的事實，那麼對待的態度就必須要有現實的考量了，而在現實世界中，懷抱淑世理想的儒者，面對不理想的社會與自己心中熊熊的理想心境，又當如何？參見孔子自己的話：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11]
孔子跟孟子不同，孟子就從來就沒有跟別人講話時被別人占上風過的，孟子去齊，自己知道在幹甚麼，多少人次地被約談諷刺批評，也被不少人勸請回齊，孟子都沒有回頭，但孔子卻接受勸請為官，由此可見，在以為可為之時，儒者還是必須出仕為官的，至於孟子，是看透了齊王的無心，不欲浪費時間在該國，故而毅然決然地離去，離去之時，還稍微慢慢地走，期望國君有改變心意的時候，只是最後還是沒等到，就真的走了，這一走，任何人的勸說都失效了。上文中的孔子則不然，所面對的是陽貨，陽貨自己就是掌權者，面對掌權者的問話，不論是虛與委迤還是確有其想，孔子點頭認了，可見做官本就是儒者的所想，只是時機合不合宜而已，而孔子也確實有在魯定公時站上高位，因此要做官不是問題，問題是孔孟竟然有官做也會放棄，因此，政治與道德的分離實在是儒者永恆的課題，一旦政治不能實現道德理想的時候，儒者是沒有一定要做官的。孔子去魯孟子去齊，就說明了面對政治不可為之時，儒者需有自己的去路。不過，若可為時呢？儒者這就不會做隱士了。做隱士是徹底對政治的失望，這一點，儒者知之。但有機會作為時，儒者仍會站出來為官，只不過，所謂的機會並不是就是有百分之百的道德正確的，就如陽貨欲孔子入仕，孔子本不欲與之為伍，孔子後來在魯定公朝中為官，面對的也是權臣的凌奪，實際上，三桓依然是宗室，只是非嫡傳之君王而已，本質上是宗室內的權力爭奪，如果，政權的取得與道德不直接等同，那麼，君王之位的合法性正當性何在？其實也是沒有的，關鍵還是法術勢的運用致令熟人掌權而已。而三桓與魯君同是文王子孫，熟人當家不過就是實力的傾輒而已，只是披上了宗法封建的合理性正當性時，三桓當權變成陪臣執國命，其實都是他們一家子的權勢財富的父兄叔伯之爭而已。面對這樣的處境，孔子用力於必也正名，直接等於替魯君取回政權，但不也等於替自己獲得政權嗎？當一切的努力頗有斬獲之時，正是顯現了孔子確實是有政治才能之時，齊人的女樂一招就讓孔子去職，這樣的選擇恰當嗎？孔子不算是被炒魷魚，而是自己辭官，孟子也是，在孔孟的心中，政權及政治領袖簡直就是一場荒謬的鬧劇，根本談不上道德理想性，孔孟皆瀟灑地去職，正顯示他們不是為自己稻糧謀及資產爭奪而為官的，這是真正的儒者本色，心中只想得是百姓的福祉，政府是該為百姓做事，如若不能辦到，儒者也不必留在政府裏了。這就務實地說明，政府是時常不能為百姓辦事的，儒者固然欲為官從政，卻不能一事無成而還戀棧官位，既然做官了，就要有所表現，只是，如何衡定尚有可為之時還是毫無可為之時？是該堅忍圖成之際？還是該掛冠求去之時？荒謬恐怕一如既往，伯夷、柳下惠就是不同的作風，孟子說：「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12]孟子當然是要高舉孔子的，實際上孔子事功不及伊尹，溫和不及柳下惠，始終一致地清高不及伯夷、叔齊，孔子的特長在於話說得明白，因而建立了儒家哲學理論的最高典範，如果伯夷、叔齊是聖人，就說明了武王伐紂有道德上的瑕疵，柳下惠的和氣，就是不管君王清明還是昏庸，伊尹真是咸慶得主，但伊尹後來處理商湯子孫為君的事蹟，真是驚險至極，只是最終還政於商，證明了他的儒者性格，而非權力之徒，但是，伊尹的角色，又超越了孔孟為官時的地位，仍能捨權放下，真聖之任者也。但這也不斷地說明了，國君者，真不是等於於道德崇高者。這種理想與現實的落差，永遠是儒者在面對的實情實事。
放下，離去，跟政權說再見，這就是道家莊子的智慧模型。孔子去魯，孟子去齊，根本上他們所看到的就跟莊子所理解的是一致的，就是各國的國君根本不是個仁民愛物的主公，甚至可能只是欺凌百姓、壓迫人民的惡徒，政府與國家的組織有時正是國君傷人的工具，只不過，儒者仍心存期待，並且相信歷史上仍有聖君賢王，因而期望在有生之日尋遇明君，可以說，眼前的事實尚且不能讓他們完全失望，心中猶仍懷抱一絲希望，期望在別處獲得理想的滿足，但是眼前的事實對他們而言確實是失望的，而這個失望，正是莊子的永恆立場。也是《論語》中隱士們的立場。
就此而言，孔孟大儒，對於眼前不可為的政權，自己就沒有採取效死堅守的做法，而是心中明白因而棄他而去，那個國度已不可為，拿起手中自己可以作為的事情去做就好了，在朝任官成為中央大員的結局不必奢求，就像王陽明，明朝的君王就不用說了，竟然要他把好不容易用了多少士兵百姓的鮮血性命換來的寧王放掉重來，這不是荒謬甚麼是荒謬？朱洪武打下的江山，他的後人竟是這般的豬頭，這樣的國度能不毀滅算是萬幸的了，對於這樣的朝廷實在也不必去中央朝廷擔任大員了，實際上也不容易，因為別人會排擠他，因此只好繼續置身江湖，與大盜鬥，在第一線做些為百姓實有效益的剿匪事業。荒謬，政權的高層就是荒謬，這是莊子看到的真相，這是儒者看到卻仍不放棄理想的現實，看破社會體制的虛妄，能使孔孟棄國他去，能使王陽明躲避入京領功，體制就是虛妄的，高層多是權臣把持的，國君多是無能的，這也正是使得朱熹被朝廷宣告成為偽學的原因，孔孟朱王，誰碰上了聖君賢王？一個也沒有。因此他們都沒有擠身高層做一個中央大員，可以說他們就跟莊子也差不了多少，只是莊子是看破了就全部放下，孔孟朱王是看破了就找自己還可以獨立自主地做的事情去做，至於體制的虛妄，對於孔孟朱王而言都是眼前的事實，當然，孔孟朱王都沒有就此放棄，莊子才是放棄，孔孟朱王因此對於自己的人生還是有出路的，但對於當時的政權，都看不到出路，王陽明事功再大也不過是幫助了百姓免於寧王叛變、盜匪搶奪之苦，對於朝廷，是沒有改善的能力的，說是任由它腐爛也不為過，對此，儒者機無可為之事，大明王朝也不是王陽明建立的，魯國也不是孔子開國的，齊國也不是孟子開國的，宋朝也不是朱熹開國的，這些大儒卻自覺地要去承擔國家民族的政道與治道，真是一顆仁民愛物之心使然，但是自己既非權力型人物，也不願樣古來一般權臣般地把持朝政糜爛國君與國家，而是想要有所作為，但其結果，最巨大的儒者圖像之孔孟朱王四人，都是自己成了聖賢，但是對於自己眼前的時代都沒有施力的實效，可以說對國家的看法上與莊子無異了，只是那顆理想的心使得他們找到自己可以奉獻的使命，但社會體制是虛妄的這件事情，恐怕四位儒家聖賢所見皆是一致的。
此處，筆者要申明的是，恰恰是這個與莊子一樣的心態，才使得這四位儒者成就了儒家巨大身影的聖賢圖像，差別只在，莊子進入個人超升的思想創作的哲理世界，孔孟進入立德立言的聖賢世界裡，朱熹進入著書立說整理思想的哲學家世界裡，王陽明進入第一線為百姓謀幸福的實戰演練中，他們對於高層都是放下的，一方面沒有權力的野心發動革命推翻前朝自立為王的帝王心態，二方面卻都在絕對究極圓滿的高度上找到自己生命奉獻的去向而成就了自己。
如果不是這個看破的視角，如果一心還為了這個政權希冀保存，那麼在更大的絕望之際，難保不會再度出現像屈原這樣的悲壯事蹟。楚國仍亡，自己的一死更無所貢獻於家國，只讓世人徒呼遺憾而已了，雖然有《離騷》的文學之美，但畢竟非儒者的事功，從事功的角度而言，立言立德的孔孟朱王，仍是有其巨大的事功的。
經由以上的討論，筆者要提出一個觀點，每個儒者的心中都要住著一個莊子，唯其有莊子的看破世間的智慧，儒者承擔天下的使命感才不致於將自己逼入絕境，因為根本上，理想是一回事，現實是一回事，儒者盡可提出理想定義國家國君大臣百姓，但在現實的差距的面對上，必須有荒謬至極啞然一笑的距離感，唯其有此距離感，孔子雖然知其不可而為之，重點是知其不可，因此其之所為乃仍有可為之事，而不是去碰撞那絕不可為之事，否則必是一事無成，也絕對不會在歷史上留下立功立德立言的影響了。儒家與道家莊子的不同，是莊子就把力氣用在個人的才情超升上而成為個人主義的哲學，但儒家仍是用於淑世理想的追求上，因此依然是群體主義的哲學，但是，社會體制通常是極不理想的，這一點，智者沒有誤判，孔孟老莊所見皆同，只是面對的態度、處置的方案不同，背後是個人價值選擇的不同，但如果這個社會體制的虛妄性沒有被勘破，多少悲劇便將發生，多少事功無從建立，這就是本節最重要的發現。
五、 道家給儒家的第二課：向老子學習給而不取的為官之道
在宋明儒者的著作中，老子哲學常是被批評的對象，然而，《周易》之作中，其卦爻辭的精蘊，便已是孔老共同的價值，而宋儒周敦頤的哲學中，其言於「一為要，一者無欲也。」[13]之說者，王陽明甚至還說：「吾辈用功，只求日减，不求日增。减得一分人欲，便是复得一分天理，何等轻快洒脱，何等简易！」[14]老子之言：「損之又損以至無為」就是這裏日減的意思，可以說，先秦孔老的思想本就可以互補，宋儒的作品裡面也多得是老子哲學智慧的話頭，只是俗儒不察，責人入老互相攻擊而已，如象山與朱熹有衝突時就互指為老。老子哲學可以與孔子哲學互補，老子的智慧可以讓秦漢之後的儒生在朝為官，而不必辭官他去，這就是筆者欲建立的觀點。但是，這個立場的出現，必須先有看破社會體制的虛妄之後才有可能做到的。老子智慧的特點在於：一切勿與人爭，本分做事，一直給，最終成就事業而自己成為聖賢。這樣的智慧態度，就是不與人爭，為甚麼要爭？其實都是爭自己的私利。為什麼不爭？因為做官了而且是做大官了，做大官就是來做事的，不是來爭權力爭榮譽爭資源的，是來給的而不是來要的。然而，多少做大官的人能進入這等的境界，不都是繼續爭繼續搶，繼續像小孩子要糖果樣地仍然在爭奪。心中沒有百姓，只有自己的利益。這也就是為甚麼社會體制是虛妄的形成原因之一，另一個原因是最高領袖本身就不是個東西，主上無能的結果，下必紛爭。小人權臣當道，體制的高層黑烏鴉的，這時候，任何好不容易擠上高層的人們，也是一樣地爭鬥好勝，有人能一日用心於治國嗎？能有人仁民愛物嗎？並沒有的。老子的智慧就是了解到在這種現象中，政治上的高層一旦要仁民愛物就必須要知道周遭的權力嗜欲之徒的想法，他們很簡單，就是資源要爭權力要爭利益要爭榮譽要爭，就是事情不想幹，因為怕功勞給別人搶走了。問題是，一旦體制內沒有人做事，一旦體制沒有因為實做實事而有所改善增進，體制必然崩潰，到那個時候就變成要有人革命起義推翻體制了，但無論是體制崩潰還是戰爭起義，都是人民百姓在受苦，為了不使百姓受苦，體制需要被維護，這就是儒者的心胸，儒者的信念，但是，為體制服務，卻功勞被搶走，卻榮譽被奪走，這樣的體制，還有必要為它服務嗎？這時候，老子的無為智慧就出現了，這就是無我，不需要有私我之念，只需要想到社會大眾的利益，「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社會體制和道德不能直接等同，這在高層就是如此，但是沒有道德的社會是會崩解的，百姓的生活世界必須依賴道德信念的維繫，所以高層必須有人主持百姓的日常生活，讓道德信念成為維繫社會的共識，務使社會不致失序崩壞，也就是說，必須靠高層官員來維護社會正義，但高層本身未必服膺正義是非，這樣的話，所有在高層的儒者卻要爭取平民百姓的生活福祉，這怎麼可能呢？是的，首先就要看破體制的虛妄，這是莊子深知的事實，先建立這一步的了解，隨後就是與狼共舞、虛與應對，高層就是虛偽的，唯權力是問的，唯利益是問的，老子的智慧就是看破這一切，同時也看破自己的權力名譽，「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不敢為天下先」，「弱者道之用」，一切的作為，都只是求一個天下人的公益而已，自己的甚麼就都不求了，這一點，也是孔孟與老子不同的地方，孟子是絕不委屈自己的，話語中沒有一絲的退讓，國君對自己無禮，就一定是棄他而去，孟子言：
陳子曰：“ 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饑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饑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15]
國君是必須重用我的，一切言聽計從，若不聽從我的政策意見，又對我不禮貌，則一定是掛冠求去，除非我混不下去快餓死了才死皮賴臉地接受奉養。但是，老子的態度則不如此，人性多是為惡的，此事早已深知，但百姓不能沒有人照顧，而社會體制不能崩解以至戰亂，因此就需要有人在各個崗位上挺住，但是人家又要來搶，於是你就通通要給，這就是「以無有入無間」，高層資源都被卡位光了，無間，但你一件也不要，無有，故而是「以無有入無間」，反而可以有所作為。你的功勞推給君王，你的資源和權力與群臣共享，你的利益分給屬下，百姓當然是什麼也沒有，但是沒關係，因為你在做事，因為沒有人會掣肘你了，因為你所有看得見看不見的利益資源都給了周圍的人了，周圍就是高層，一群嗜欲之徒，但是他們會給你治國的機會，因為你甚麼利益都不要，你只是來做事的，因為你做事，你就創造了新的資源，這一部分，才有百姓獲得的份，至於原來就在高層的權力利益榮譽你都留在高層送人了，一件也沒留給自己，這就是無我，這就是人家會給你機會的原因。這是老子的做法，因為政治的現場還是要有人進去操作的，孟子去國去仕，孔子亦然，他們兩位成就了千秋萬世的思想資源，成為了哲學家，老子當然也是哲學家，但是老子的智慧讓所有的儒者在官場上找到了生存之道，這個智慧就是看破體制的虛妄，高層不是道德的族群，而是嗜欲爭奪的殺戮戰場，想要在此處生存，就要留下買路財，一切看得見的利益都要送給別人，不斷地做事而創造資源給社會百姓，至於高層能夠分配的利益就要留給周圍的人，「寵利毋居人前，德業毋落人後」[16]，就如其言：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17]
老子這樣的思維，就是一套給的哲學，要給之前，當然是自己充滿了理想，欲上民、欲先民，就是有自己的理想，想帶領大家一起，要大家一起走自己提出來的理想的道路，那就是要先對大家好，先滿足別人的欲望需求，因為每個人的需求被滿足了，所以你的服務大家就都能接受了，而儒者在位子上的權勢就穩固了，也再沒有人能奪走他的職位了，於是也就可以永遠地在這個位子上服務了，但關鍵就是從來滿足周圍上下所有的人的私心慾望，使得人人樂於他在這個位子上，以至於他可以招集眾人一起來為大家做大事。為什麼既要為百姓創造資源又要留下各種利益給周圍的人？這就是體制的虛妄性使然，體制中的高層高位者，沒有他們的默許，國家大事的事業是辦不成的，孔孟朱熹完成的都只是個人性的立德立言之作，哲學思想的創作以及個人人格典範的影響，並不是全國性的政策施行，王陽明的事業倒是有全國性的影響，但王陽明幹得是苦差事，是外地征戰的事業，不是朝中大員的角色，王陽明的武功若不是朝中有人硬要他做，他也不能長任其職，還不早早被人拉下馬來，也就是說，朝中有人扮演了老子的角色，給了英雄儒者一個實際為人民百姓做大事業的機會。而這個朝中的大員，卻沒甚麼盛大的榮譽，只是對好的人才給他好的機會以為百姓做好的事情而已。
人在高位，就要好好做事，為百姓做事，但是不能有功勞榮譽權力之心，因為周圍的人會忌憚會忌妒，一旦遭人忌憚忌妒，位子就不保。儒者在高位，眼中容不下沙子，處事見不得小人，就要時時與小人為敵了，實際上「休與小人仇讎，小人自有對頭」你把力氣放在與小人鬥爭上以後，你的正事就都辦不了了，良好的政策，實際的實務，在在需要正人君子去投入，因此不能把力氣用在與小人鬥爭上頭。要了解，體制就是荒謬的，小人就是有機會站上高位的，這不是聖賢的錯，這是最高領袖有私欲或是無能的結果。但是，對付小人不是儒者的使命，不讓小人為惡以及拯救弱勢百姓才是責任，小人不要讓他傷人就好，你不要去傷他，他要利益你要給他，他不幹活光享受你要讓他，他不扯後腿你的事業就有機會成功，他扯後腿掣肘你你的事業就不會順利。要知道，事業成功才是唯一的目的。小人被懲罰以及你的功業被宣揚都不是甚麼重要的事情，這兩件事情都比不上國家社會的重大政策被落實，都比不上你實實在在地為百姓做了一件好事大事有用的事，就如王陽明弭平了叛亂收服了盜匪，但不必因此在朝中站上大位，不必因此被君王大大獎賞，後兩件事情，都是會有人忌妒的，反而招惹災難，因為朝中多小人。所以，要學老子的哲學，老子的哲學就是只要給就好了，自己是個創造者，創造資源給百姓，推動事業讓大家得利，自己不要利益，而讓大家都得到利益，這樣的大官人人樂其為之，事業就可成，連小人都來讚頌此事，因為他們也有抽象地間接地貢獻及功勞了。
對付小人及權臣的事情是國君的事情，是最高領袖的事情，因為小人是國君慾望的代言人，權臣是國君無能的結果。國君不對付小人最後就是他自己被害死，但這是他咎由自取的下場。國君不是一般人可以扮演的角色，肯定是人中之龍人中之鳳才能做好的事業，一般人訓練未及就登上層峰之位，既不能遏止私欲，又不能控制臣下，則小人紛紛獻媚取悅而掌握大權，權臣紛紛夾持蒙蔽而掌握大權，這就是高層的組合。儒者一旦有機會站上這個平台，就必須看清局勢，要不以法家嚴峻之威力掃蕩姦邪，要不以老子虛圓之智慧肆應其間，但這都不是孔孟的最高智慧型態，因此筆者主張，在這個意義下，儒者要向道家老子學習這樣的智慧，既然已占高位，又不是要去做孔孟這般的哲學家，那就是要盡己一生之力讓百姓過好日子，保住權位，多做實業，因為不忍百姓受苦，就要盡量創造資源給百姓，再把自己的私人的資源給百姓，而自己站在此位，還要照顧那些沒有理想沒有愛心又嗜欲薰心的權臣小人的利益，看得見的都給了，看不見的也將其檯面化之地給了，天底下再沒有人看你不順眼了，至於小人權臣，留給君王去面對吧。有小人權臣也是因為君王自己的作為所致，成也君王敗也君王，天下安危就是繫於一人之身，這一人，就是最高領袖，君王是甚麼樣的等級，天下人就是甚麼樣的生活格局，至於大臣，高位之臣，只能自己選擇自己的角色人格，或為聖賢，或為貪官。只是因為君王的格局之故，而有好壞不同的命運而已，如同邵雍所講的四六、三七比例而已。一旦君王格局不足，為聖賢者就只能走老子的路，要走孔孟之路就得丟大官，宋儒伊川、橫渠都是如此，明道多半在基層做小官，有一段不長的時日在朝中，然而時日尚短，但其實也已經呈現了老子式的作風，如其言：「學者今日無可添，只有可減，減盡，便沒事。」減就是減慾望，這就是老式智慧。
當然不能說這種無欲減損就只能是老子而不能是儒者的智慧，這確實可以是儒者的智慧，儒者確實是需要這樣的智慧，只是，將這種智慧的型態發揮到最極致，又標舉到最高的就是老子，至於這種智慧對於儒者而言，卻不是最初的目標，儒者要成就家國天下，也要成就自己，孔子言：「邦無道，富且貴焉恥矣。」，但這是春秋戰國時代，此邦無道或有他邦可去，秦漢之後，邦多無道，關鍵就是國君無能貪欲而朝綱不正，因此，正直之臣多在無道之邦中，若是都棄職他去，朝中便都無人了，則體制的崩解便極快速，因此必須要有做實事的人，要做實事，必須有權有位，這一部分就是與小人權臣共處下才會得到的，如果事事爭個是非對錯榮譽名位，便無法呆在此位了。儒者要爭天下也要爭榮譽，老子式的智慧就是只爭天下而不爭任何私利，「夫唯不爭，故天下未能與之爭。」私利都不要，只要天下事能辦成，小人權臣要的利益都給他們，只要不來妨礙，都可以捨可以讓，這樣要做的大事就必然可成了。儒者固然要做大事，但都不免在過程中碰到道德上的是非對錯，一旦在此堅持，事情就耽擱了。當然，這時就要分辨個大事小事，得天下未必是大事，實務實業才是大事，百姓有飯吃、有路走、有衣穿、有車坐才是大事，為此，必須團結人力，時事實幹，創造資源，才能成事，成事之時，任何人都來分享功勞利益也沒關係，下次有大事可幹時能繼續幹才是重要的。抱持這樣的態度，則「天下未能與之爭」，說到爭，是爭甚麼？沒有不是爭私利的，名譽也是私利，莫怪乎莊子《人間世》曰「德蕩乎名，智出乎爭」，榮譽是重要的，但百姓的福祉更重要，得不到榮譽或被毀壞榮譽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事情辦成了。「放得功名富貴之心下，便可脫凡；放得道德仁義之心下，才可入聖。」[18]《菜根譚》的這種智慧就是老子式的智慧，真要為百姓著想，這是必須的態度，不爭千秋而爭一時，不是自己的一時，也不是自己的千秋，而是百姓的一時，百姓就是日日生活中的平民，為了日日的生活，朝中大員必須做出正確的政策和事業，為了利益百姓，就是協調各種資源人力而圓滿此事，要照顧的方面太多了，自己反而是最不需要被照顧的，這就是「損之又損以致無為，無為而無不為」的老子智慧。儒者爭千秋，老子爭一時，都是為百姓，千秋的事業孔孟已經做夠了，百姓的生活就需要各個時代的儒者在日日的生活中為其奔走了，爭一時就好，無我，無為，就能掌握資源，做出事業，創造資源，成為名副其實的聖賢。
總結而言，孔老的智慧本來就是互補的，儒家談服務的精神重承擔，老子談處世的技巧重謙退，在時機可為之時，站上高位，依然要謙虛讓利予人，這是老子的智慧對儒家的調適。在時機不可為之時，或是捨官它去，或是忍辱潛藏，前者是莊子的智慧，後者是老子的智慧，都是對儒家的調適與上遂。
六、 道教給儒家的第三課：敬畏神明
鬼神進入中國文化的天空是一個古老悠遠的事實，遠的不說，就春秋戰國時期而言，墨家就是鬼神信仰的代表性團體，而他們的視角真正是人民百姓的視角，節用薄葬非樂非攻兼愛等等皆是，他們為保住生活也主張尚同，但為自己日子好過更希望尚賢，如果君王做不到，就人民百姓而言，那就只有依靠天志了，究其實就是明鬼，也就是有鬼神，也就是說，作為平民百姓的墨家，除了依靠鬼神的制裁以外，沒有任何其他的管道可以幫助自己不受國君權臣的欺凌，至於鬼神是誰？似乎不是關鍵。確實，中國歷朝歷代的人民團體，多得是有鬼神信仰的準宗教組織，鬼神不斷更換，幾乎沒有固定，這也和中國宗教是多神型態似乎直接關聯，無論如何，只要是純屬人民的團體，有宗教信念是多數現象，人民團體和社會體制最大的不同，就是社會體制是社會國家的正式編制的組織，亦即就是政府的層級，而民間團體中的領導者，在政府的層級裡面卻根本沒有任何地位，儒者就不然，儒者就是要入仕為官的，所以有任何想就在官僚體系裏面解決，墨家就不然，一個民間宗教團體，對政府有任何想法，只能訴諸祈禱，訴諸人民的心聲，而不像儒者，自己直接就是官員可以面對處理的。作為儒者，如果有對政策的意見，就該在正式場合上表達出來，至於對政策的意見，就應該是自己的專業素養，自己就有足夠的知識設想政策了，決不會問告鬼神，若是何種政策較好這種事情也要問告鬼神，這就不是儒生知識分子了，這只能是無能的人了，甚或就是神棍了。也正是因此，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敬鬼神而遠之」。這些話語的意思，都是說人要靠自己，不要靠鬼神。但是，這些話語中，也並不等於否定了鬼神的存在。雖然如此，關於鬼神存在的問題，到了宋儒，便產生了在理論上否定鬼神存在的努力，這就是張載的「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之說的意思所在，也就是說要以概念定義的方式塗抹掉鬼神概念的存在義涵而謂之為只是陰陽二氣的別名而已。朱熹繼承這條思路，但卻說魂魄二氣，魂者人死輕清上揚，魄者人死重濁下降，也就是鬼魂和屍體，但屍體會壞散，鬼魂也是暫時的，朱熹此說，固然不讓鬼魂有其永恆存在的地位，卻也讓鬼魂有了暫時存在的宇宙論地位。這就讓我們再次反思孔子所說的，「敬鬼神而遠之」的話，究竟此話何義？
筆者以為：首先，並未否定鬼神的存在。其次，國家大事要靠專業知識。掌握住這兩條，筆者以為，儒者對待鬼神的態度要有更深入的思考。鬼神是一遠古的信想，古今中外皆有宗教團體與鬼神信仰，宗教與鬼神在一件事情上是人類絕對會探究的課題，那就是人類自身的生死問題，人類不問生死問題則已，只要探問，必然涉及鬼神及宗教，為何是宗教？因為對於主張人有死後生命的人而言，他們的主張並沒有在經驗上可以被簡易直截地證明的方式，因此只能說是相信，因為態度是理性的，因此稱許為信仰。對於這種不能實證的知識，以及連帶而來的活動，政府的態度在歷朝歷代中都有不同，但是歸根結柢，儒家的立場才是關鍵，因為儒家是官僚體系的價值意識，儒者只能敬鬼神而遠之，要是事事問告鬼神，那麼知識分子的治國專業就不必要了，官員成了廢物，且鬼神意旨難明，朝廷議事還有個爭執的機會，鬼神的宣告就是一翻兩瞪眼，聽是不聽都不是很理性的態度。關鍵就是，一定要分辨清楚甚麼是可以問告鬼神之事？甚麼是不宜問告鬼神之事？
遠古先人之所以需要問告鬼神，就是知識所不足導致計慮不周全的事情，但是，人類不斷地累積了歷史與科技的知識，愈來愈多的事情就是在人類的理性客觀知識的範圍之內之事了，面對這些事情，自然是依靠客觀知識專業知識以為決斷的依據了。若是尚有未知的領域，涉及國家大事，還是謹慎為好，若是個人利害之事，不妨問告鬼神，古人占筮就是如此。然而，問告是一回事，祭祀又是另一回事，不論是祭天祭地祭川山社稷之神還是祭祖都是祭，子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論及祭祀，孔子沒有不贊成的，這是尊重與虔誠，論於問告，孔子亦非不為，只是不是事事為之，若是事事為之就是迷信了，就是自己不夠專業了，若就有所不知計慮不足的事情虔誠焚香以問之，此事，孔子是不會反對的，只是，歷史上的儒者，多半仍然是以自己的專業知識提出政策的計慮，而不是藉由鬼神之問告而告知作為的去向，荀子根本就說：「雩而雨，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後決大事，非以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為文，而百姓以為神。以為文則吉，以為神則凶也。」[19]擺明了並不相信問告之事的。其實，只要細為釐清，就可以分辨何者該問何者不該問，但更重要的是，有鬼神存在是一回事，祭祀就行了，問告是另一回事，光祭祀而不問告就是一種理性的態度，就此而言，當然不必否定鬼神的存在，朱熹就是如此。但是，一旦要問告，個人私事問之無妨，國家大事就要謹慎為之，還是要以更多的專業知識來選擇並決定的為好。光祭祀而不問告就像「神道設教」一樣，只是尊敬虔誠而已，並沒有僥倖投機的心理。如：《周易》言：「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20]
其實，鬼神的存在雖然不易明確地證明，但也不能簡單地就否定。「敬鬼神而遠之」確實是個理性的態度，尤其是針對國家大事而言，祭祀是一定虔誠的，但問告就不必了。你禮敬鬼神，鬼神有知，自然庇佑你。中國的道教，其實跟中國的儒家有著完全一致的價值信念，唯一不同的是，明確地申明鬼神的存在，從而有祭祀的宗教活動，祭祀可也，辦事就不必了。尤其是國家大事，任何人很難在絕對可信賴又準確的脈絡下進行國家大事的問告甚至法術的施行而有實效的，這一部分還是遠之為妙，以免引來更多無謂的大麻煩，但是，對神明的敬仰與祭祀這是可行的，也是值得做的，畢竟相信它們的存在是更為理性的選擇的。
總之，中國的道教，在與儒家有完全一樣的價值信念的前提下，增加了它在世界存有者的信仰，作為儒者，尊重之祭祀之即可，事事問告求助鬼神就不智了，不是鬼神的存在是不可信之事，而是問告與求助的動作都充滿了太多的變數與危險性在，不如專心依靠自己的專業知識就好。既然鬼神與道德是一致的，這總比社會體制的高層與道德總是不一致的要靠普得多了，因此你只要去信它就好，不必去多做甚麼，這就是儒者與道教團體之間最好的相處方式。至於道教團體或神明本身而言，自然會去做他們自己認為該做的對的事情，也許這時就會與國家大事或個人安危之事有所交涉了。
七、 結論：
本文之作，站在儒家的立場，討論道家、道教的思想和儒學的互動關係，主張莊子與老子所看到的官場圖像，都應該是儒者自我修養以調適上遂時必要的視角，儒者不可因為理想崇高就變成天真無知，社會體制固然是必要存在的架構，但它在許多的歷史時機中多半是虛妄荒謬的，重點就是體制的高層是缺乏道德信念的。看破體制的虛妄，不可為之時還是要把命留給自己，不做無謂的犧牲，一旦有可為之時，高層依然多半仍是虛妄荒謬的，這時就要懂得讓利，才能讓自己穩住高位，以為百姓謀福，儒者為官就是為百姓謀福的，孔孟去國是因為時代許可，也是因為他們是超越官員角色扮演的哲人，秦漢以後的儒者，要不效法莊子，自在民間，做些獨善其身的事情，要不效法老子，逐步擠身高層，永遠不強出頭，保住自己以照顧人民。如果儒者改變心態，想要搶奪大位，那就是變成權力型人物，這時就需要使用法家的智謀，法術勢兼用，但是，這樣等於已經不是儒者了，雖然如此，這並不是不可以有的選擇。至於鬼神，經驗上難以驗證，但理論上也難以否證。敬鬼神而遠之是最好的態度，就是只祭祀，不問告不求助，鬼神自然福佑善人，這樣就可以了。以上，藉由老庄及道教的基本信念，輔助了儒家的基本作為，使得儒者的進退應對，有了更為圓融且入世的技巧，才能面對更多的世局變換以及承擔更大的社會責任。
以上所論，是筆者近年來不斷進行儒道辯證之所得，真誠發言，就教學界。
[1] 《論語。憲問第十八》。 [2] 《論語。八佾》 [3] 《莊子。人間世》 [4] 《孟子。盡心上》 [5] 《孟子。盡心上》 [6] 《孟子。盡心下》 [7]《論語。憲問》 [8] 參見：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孟子。萬章下》 [9] 《孟子。梁惠王下》 [10] 《論語。微子篇》 [11] 《論語。陽貨篇》 [12] 《孟子。萬章下》 [13] 周敦頤：「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通書。聖學第二十》 [14] 《傳習錄》。 [15] 《孟子。告子下》 [16] 《菜根譚》。 [17] 《老子道德經》。 [18] 《菜根譚》。 [19] 《荀子。天論》 [20] 《周易》〈觀卦•彖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