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周易六爻的階層邏輯談中國生命哲學的真理觀

　　筆者談多元真理觀的時候，便建立了以《周易》六爻的架構討論各家哲學的階層性視野以及真理觀成立的位階，那麼，階層邏輯是否變成理論成立的合法性來源呢？這個問題又再度轉回了檢證性的問題，本文之作，即是在回應這個問題，一方面再度深化六爻於各家的關係，二方面便同時討論各家本身意旨成立的根據，是為中國生命哲學真理觀的收尾之作。《周易》收攝中國各家哲學，並不是《周易》決定了各家，而是各家的有所差異並同時成立的多元真理觀，剛好可以藉由《周易》的階層架構與以展示，並見出其思維的特色與理論的合理性。各家理論的成立，其實還是成立在各家教主的原創心靈，以及所開發的宇宙論視野上。

　　本文之作，將藉由《周易》六爻的時位邏輯，將中華國學各家的智慧做一有機的整合，以完成中華國學的實踐應用之道。《周易》六爻，藉由人生的位階，說明在社會體制之中，有其由下而上的固定角色扮演原理，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其中，第二爻是知識分子的入世哲學，以儒家的服務的人生觀當之，多獲榮譽。第三爻是基層的資深人員，位階不上不下，需要有豁達的胸襟，否則自找麻煩，更易遭凶險，這時要以出世主義的莊子智慧當之，則人生豁然開朗。第四爻是高層主管，要有與人合作的寬厚胸襟，要為民為己增進福報，此時要以入世的給而不取的老子領導者智慧當之，創造幸福。第五爻是君位，要能用人，故需《人物志》人事管理智慧；要能顧好國家以及自己的君位，故需《韓非子》的唯組織目的的管理哲學，當然不可少的是儒家的行仁政的理想。第六爻是卸任高階主管，要追求自己的下半生的安寧與健康，要有宗教哲學的智慧以及出世的心境，佛教及莊子哲學當之。其中，第二爻、第四爻、第五爻是入世的哲學，第三爻、第六爻是出世的哲學，但出世入世之間有智慧的圓融，出世者可以入世，入世者要有出世的心境，則人生無往不利，智慧福澤綿延不絕。此外，《菜根譚》則是儒道智慧的精華融會，則是可以遍在六爻智慧中而皆有所應用者。面對《周易》這樣以階層邏輯討論生命的思維，一旦結合中華國學各學派的智慧之後，便能合理地將各學派的理論做出定位及區分，這也反映了在討論中國生命哲學問題的時候，各學派的理論其實是在人生的不同位階上所做的智慧選擇及理論言說的，這樣的觀點正好擴充了中國生命哲學的真理觀的認識深度。

　　《周易》思維的詮釋角度眾多，有宇宙論問題，指其進入中醫、氣象、天文、曆法學中的知識推演者，也有本體論問題，指其作為儒道共同價值之源流者[2]，當然更有命運預測的內涵，以及人生問題的指導思想等。本文之研究，將從《周易》六爻爻位的架構進入，討論人在社會體制的不同位階的命運處置問題，並從中結合中國哲學的生命智慧，導入六爻詮釋之中，以提供《周易》思維與國學智慧結合的整體觀念。如此一來，中國哲學各家似乎有了階層進路的理論型態區分，這對於中國哲學真理觀將產生甚麼樣的理論成立的挑戰呢？實際上，生命哲學本來就是主觀的選擇加上實踐的發現，價值意識的本體論是主觀選擇的，客觀世界的宇宙論是實踐中發現的，周易六爻架構是世間法的思路，中國哲學各家則有世間法也有出世間法，一切都是生命實踐選擇的結果，沒有甚麼好爭執對立的，這點，正是本文企欲建立的真理觀適用性問題的明確立場。

　　《繫辭上傳》第一章言：「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筆者以為，《周易》六十四卦每一卦的六爻上下位階，就是呈現這個道理。在《周易》上下卦由初至上的六爻爻位中便有「貴賤列等」，不同爻位則是「動靜有常」，掌握到固定的原則則吉，違背其固定原理則凶。此處之原理原則，則是乾坤兩卦六爻角色的基本型所呈現出來的，它同時發展為其它六十二卦的上下位階之吉凶原理。本文之作，即是要將這個上下爻位吉凶原理，結合儒釋道墨法各家的基本哲學智慧，提出人生指導建議，發揮易學與國學相輔相成的功能。

　　在儒釋道墨法各家的體系中，宜有出世的與入世的型態之區分，入世型態指得是生命的理想以追求社會體制的圓滿為目的，個人的完成以完成在社會角色扮演上為前提，儒家、法家及道家老子，追求經驗現實世界家國體制的目的，就是入世的型態，這個型態，與《周易》思維就在體制內談吉凶禍福的宗旨是一致的。至於道家莊子，以及佛教，則是出世的型態。莊子不以社會世俗標準衡量自己的人生，生命也不以追求社會體制的圓滿為目的，甚至是追求神仙的意境，這些就超出了現實世界的可能性了，可以說，《易經》體制階層的思維是不適合莊子哲學的。然而，體制中會有不得志者，甚至是非關體制的角色，這時候，就是莊子哲學可以扮演角色、派上用場的時候了。就佛教而言，更直接是以出世的心態做入世的事業，因此沒有社會體制的框限，更不為體制的成就來服務，人生的終趣還在彼岸，只是人生一遭，不要荒廢，仍要追求超越，成佛果位，就在人身。以此，以體制角色定位人生的《易經》思維，跟佛學就關涉很少了。其實不然，體制只是人生的一個側面，雖然正是社會角色的核心側面，但是，人生的一生，並不是只有社會角色一種問題而已，人生關涉到的問題很多，特別是生死與命運的問題，就不在六爻架構中思考，然而一旦以六爻位階為思考人生問題的架構，就可以藉由佛教的智慧予以安置，雖然如此，人生處於二、三、四、五爻的時候，是不太會去想生死及命運的問題的，除非走到第六爻，這個問題是不易浮現思緒之中的，當然，一旦浮現，佛教就派上用場了。墨家是一個特殊型，既有它在世界的信仰，又絕對是世間法的型態，然而，綜觀中國民間宗教，幾乎也就都是這樣的類型，價值觀上與儒家相同，理論內涵中有鬼神信仰，出世入世近乎圓滿的融合，這個型態，也將在本文中予以定位。

　　解卦的重點很多，主要看解卦者自己的需求而定，可以側重卦爻辭義的象數必然性演繹，可以認為卦爻辭全然只是偶然性命運結果，也可以主張全卦之卦爻辭有一結構原理以為時位邏輯，而用於人生指導之上。筆者解卦，主要從人生問題的解決的角度進入，首先，六十四卦就是六十四個人生情境，藉由卦爻象代表性意旨的聯想，形成卦名，亦即討論的主題，然後藉由六爻的結構，鋪陳這個事件主題下的種種想定的情境，即是以六爻有其固定的時位邏輯，或是同一件事情由初至上之時間性發展歷程，或同一個人物在生命由下而上的不同位階中的命運差異，或同一個時空中面對同一個事情時不同階層等級的人物種種不同的角色扮演和吉凶禍福，六十四卦皆是這幾類的六爻時位邏輯在結構及論斷吉凶的，而這個架構的形成，本來就是周朝初年的政治家集團藉由中央與地方，高層與基層的封建社會體制轉化而來的固定思維方式，在社會國家機關體制的上下階層中，各爻有其固定的角色邏輯以及吉凶禍福[3]。首先，上三爻為中央為高層階級，下三爻為地方為基層階級。這就是，初爻是剛入組織的新鮮人，此時角色扮演以沉潛及學習為主，勿好出風頭。二爻在基層授權任職，以承擔能得榮譽為主，切莫逃避任務。三爻暫時性閒置，此時以忍耐及等待為主，切莫作亂。四爻上升高位，中央大員，有權有勢，角色以合作及收斂為主，不能邀功。五爻為最高領導，國家之君主，公司之老闆，行動以政策及人事之決斷為主，無此能耐者切莫竊占此位。六爻尊貴之位，卻無實權，人生以快樂及修養為主，不要再貪攬事功。

乾初九，潛龍勿用，就是學習為主。坤初六，履霜堅冰至，就是提醒眼光要放長遠。乾九二，現龍在田，坤六二直方大，都是講承擔責任。乾九三夕惕若厲，講爻位的危險，坤九三含章可貞，講此爻的忍耐精神，顧全大局，關鍵都是爻位不好。乾九四或躍在淵，言其位高心不實；坤六四括囊，言其幹練及收斂。乾九五飛龍在天，坤六五黃裳元吉，皆言其已登君位。乾上九亢龍有悔，言其時非我予，感嘆萬千。坤上六龍戰於野，言眷戀大位導致戰爭。從乾坤兩卦的爻辭所見，就是六爻時位的角色及命運邏輯，清清楚楚，六十四卦言六十四套情境，然而所有的情境中的人物角色命運，莫不是以乾坤兩卦的基本型為主，後雖變化萬千，卻不出上下位階的吉凶禍福。本文之作，言生命處置的智慧，依六爻提建議，配合中國哲學各家學派的理論體系，結合《易經》六爻時位的情境背景，交互運用，以知中國哲學的真理觀，一方面藉階層進路理解各家，二方面藉階層智慧擷取真理觀的定位。

依此原則，儒釋道三家的人生智慧，就有了它重點發揮的爻位。一般說來，初爻尚未定性，廣學多聞即是要點。二爻基層主管，以儒家承擔的服務精神為主。以上初、二兩爻，在《周易》各卦的爻辭中，已十分精采深刻。然而，第三、上兩爻，就很需要經由其它國學智慧以加強思維。至於四、五兩爻，深入周易爻辭，必可提升人生的功力。例如：三爻多凶險，關鍵就是上不上、下不下，如能有莊子逍遙的智慧，便不致如此。四爻中央大員，近君側，以老子的智慧便能應對正確，加強功力。五爻君位，若非有人事管理能力，以及政策決斷能力，實在不宜此位，因此《人物志》是其寶典，可增強實力，《韓非子》是其武器，可強大生命力。六爻退出職場第一線的主管位子，要反思人生、追求福德，世俗一切要能放下，此時莊子及佛教的智慧正能供應無窮，補其不足。

　　以下，將針對此處所述，將中國哲學各門宗旨及精要述出，並說明如何強化或補足易學思維的有限性。所謂有限性，即是六爻思維以《周易》世間法哲學體制性思維為其精彩也為其限制，藉由社會體制的階層邏輯，彰顯無比精確的命運思維，但也正因受限世間法思維，不免許多地方自我束縛。這些，就要藉由中國哲學各家智慧予以化解。

　　儒學的理論就是經驗現實世界的社會國家哲學，強調國家及國君應以行仁政愛百姓為目的，個人則以做君子為理想，君子即在社會體制內為社會服務，進入職場，扮演角色，可以說，上下六爻都是儒家君子有角色扮演的所在之位。只不過，儒家以服務社會為人生的目的，願意在各個工作崗位上擔任辛苦的責任承擔者，在《周易》六爻的所有位階中，第二爻最適合盡忠職守任勞任怨的儒者承擔，以儒家的哲學智慧，放在第二爻的爻位扮演上，比較安全，不會有智慮不足的現象。至於同是官位的第四爻，當然應有儒者胸懷，但是，更重要的恐怕是需要老子的智慧。關鍵在於懂得官場險惡，知所進退，福德併美。在第五爻而言，當然也是儒家的責任，但儒家蘊育於封建體制中，對君王的效忠是其根本性格，所以當儒家談君王角色的時候著重的是儒家對國君的期許，而非自己位階於此，因此在這方面的討論顯有不足，不若《人物志》，以及「黃老道家」。就第三爻和第六爻而言，儒者的勇於承擔精神，顯然與這兩個爻位的基本命運邏輯有所牴觸，以儒家理念運用於此，反生障礙，三之凶險、六之悔吝，多半就是知承擔之進、不知避難之退的儒家性格使然。因此，君子位於三、六兩爻時，應多通莊子與佛理為上。總結上言，儒家所有的理念精華，都可以用在第二爻位上而不致有誤，可以說，第二爻就是儒家的哲學為上。

　　第二爻在基層承擔責任，在地方第一線服務社會，在職場有自己的專業，對自我的角色認知就是認真服務，肯定自我，獲得榮譽。有理想有抱負的儒家，就是追求這樣的角色。實際上，儒者亦有不易在高位的性格使然，孟子就說在中央為官，必須勸戒君王，君王不聽，就要辭官下台，因為做官非為稻糧謀，若不得已，就做個小官吧，既無言責，便不必勸戒君王，只要負責盡職做好轄下所屬分內之事，就能心安理得。小官就是第二爻，孔孟二人都不是長時間做大官的典範，只是他倆超越了做官的格局，而為哲學家智者，至於歷史上儒生當高位者，胸中所藏除了儒者淑世之襟懷以外，必有老莊的智慧以為進退之因應。可見，第二爻正是天生為儒者設想的位子，在基層第一線為人民百姓服務，盡忠職守，任勞任怨，想像高層是忠貞正直仁民愛物的高層，自己心甘情願在基層為國家人民效勞，不求聞達，只求忠於職守安民守土。一個體制的基層主管都是這樣的品格的話，這個體制絕無潰散的危險，即便高層昏庸，也不會一時崩解，大明王朝兩百七十年就是最佳實例。雖然如此，明王朝還是敗亡了，固有明儒流芳青史，甚至有最大號儒者王陽明，亦不能挽其敗亡之局。如此說來，儒學的真理觀能夠普世嗎？面對這個問題，筆者的立場是，以第二爻的基層官員自許，行良政愛人民，是儒者的價值選擇，此一價值，亙古通今有其絕對必要性在，百姓的安危福祉就是上天的最深關切，天道在此，聖賢守此，它作為普世的價值是無可爭議的，無可否定的，唯一就是追求這個理想的實現所需要的理論武器以及實踐能力是否全備在儒學體系裡了，就此而言，儒學頗有不足，但也十分給力，儒生多以使命轉命限，命限不足計慮，使命才是衷心嚮往，淑世的情懷是生命的歸趣，成也心安敗也心安，大化流行天道好還，天之未喪斯文也，捨我其誰？現實由它去，理想我自持，如此一來，儒者的理想永遠不敗，內在自足圓滿，儒學的天地萬物以仁為目的的天道論價值觀也獲得成立，只是這一切的論點之出現與成立，都在基層官員的仁義胸懷中。是這個角色的自我選擇，決定了這套價值信念與天道世界觀的理論合法性。

　　老子哲學是入世的學問，是做為領導者的哲學，領導者不一定要是第五爻，只要掌握領導者智慧的人物就是組織中真正的領導者。真正的領導者，有最好的理念，知道組織應走的道路方向，又有待人的智慧，能團結最多優秀人才，為團體服務。為組織人才，要懂得謙讓，把好的位子讓給別人，自己居於次位，協助高位者，完成任務，不邀功，不為己私。這樣看來，第四爻就是老子哲學最好的表現舞台。第四爻高居中央第一線主官之位，上有君王，下攝下卦三爻，對下而言，直接代表國君，對上而言，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對同事而言，大家都在第四爻位居要津。這是一個高難度、危險大的角色，要懂得功勞推於君王，權力與其它第四爻同事分享，利益分給下三爻幹部及群眾，果能如此，則能穩居高位，發揮才幹，實現理想。正是：「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這一段文字的寫照。上層、同層、及下層都接受他，喜歡他，因為他不爭功，而且將功勞推給五爻領導，因為他不爭權，而且將權力分享給其他第四爻，因為他不侵占利益，而且將利益送給部屬與群眾，他這就是「給而不取」的哲學，「夫為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4]，這個位子，就沒人能搶得走了。但是，這是服務的大位，不是爭權力的舞台，只要是人性有所貪愛的事情，他都不侵占，都送給別人，「寵利毋居人前，德業不落人後」[5]，辛苦的事情自己來做，利益的事情別人去享，這樣誰會希望他下台呢？這樣的人不正是可以發揮才幹為社會服務而實現理想嗎？而這就正是儒家的理想的更極致的展現，關鍵在儒家本來只知性善，本來只知嚴以律己，寬以待人通常說得到做不到，一旦接收了老子的智慧，終於清醒地認識了人性的負面現象，那就是：人都好名、好利、好表現、又見不得人好，尤其是人才，甚至是國君、長官，因此，多多讓利吧。老子的領導者智慧就是要來團結人才，而人才又有種種私心，因此，「給而不取」就是駕馭之道，尤其是第四爻是要津之位，乾之九四「或躍在淵」，坤之六四「括囊」，都反映了此位之為難。然而，一個正常的體制裡，一個邦有道的國家裡，有理想又有能力的人才都會走到這個位子，並且也只有到了這個位子才能施展抱負、服務天下，所以，邦有道卻坐不上這個位子就是能力不足，邦無道呢？孔子的時候說是富且貴焉恥也，但那是春秋之時，孔子尚可遊走列國，孟子於戰國時期也可以遊走各國，漢興之後，中國知識分子就很難四處遊走了，時有南北對立東西分裂之局，卻又難逃漢奸國賊背叛之罵名，因此，邦無道還是要做官的，邦無道不過就是國君昏昧，而國君昏昧根本就是常態，這是中國政治哲學的另一課題，此不深論。然而，邦無道又要坐在這個位子上那就是危險，不是深黯人性、通透權力的人是難以駕馭此職的。這些思考，在儒家的作品中不是沒有，但不是要項，總是以使命與承擔帶過，王陽明深暗此道，說出來的話還是致良知一語而已，其中的機括不發一言，那就只有靠老子的智慧來大大發言一番了，「損之又損，以至無為」、「夫惟不爭，故無尤」、「夫惟不居，是以不去」、「不敢為天下先」等等，可以說只有老子哲學才能夠提出真正有效的處事智慧，尤其是在官場的高位上，這些，也都是坤卦六四「括囊，無譽無咎」的具體作法。

　　總之，第四爻是中央大官，非基層環境可比，複雜糾纏，沒有深透人性則不能把握，尤其是人性惡的一面必須要有理解及應對的智慧，否則不足以穩居此位，老子哲學正是深研於此的最佳智慧寶典，而如果要以《周易》六爻的位階邏輯來認識的話，第四爻的身分定位，正是老子哲學的工夫心法。老子哲學主謙退之智，為何要謙退？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若非為了天下百姓，莊生逍遙去也，若是為了自己的權勢，暴力搶奪過來就好了，關鍵就是還有儒者的心胸，有以天下為己任的儒家情懷，所以要在不可為的高層凶險中占一席之地以維護人民的利益，但首先就是要讓自己先站穩，但是，大位是人家給的，人給的人能奪之，想要的能來搶走，自己保位的方法就是也給，功勞給，權力給，資源給，利益給，但是要努力工作，創造功勞、創造權力、創造資源、創造利益。功勞是把事業辦成了就有，給國君。權力是建立了政策的共識、大家決議執行時就會有的，所以有事做才會有權力，沒事做就不會有權力，所以人要樂於做事，就有了權力，而此時，要分享給同事。資源是政策事業的產品，給民眾百姓顧客，人民的擁戴是自保的命丹，但不可張揚。利益是私人的利益，是辦事過程中應得的薪酬以及種種看不見的好處，但是看不見的好處人人都盯著，只是未將之檯面化而已，智者便檯面化之，讓他人得利，尤其是自己的部屬。當一切都是別人的，一切都給走了，自己甚麼都沒有了就是做到了無為，本來就不是為了私利而來，「吾之大患為吾有身，及其無身吾有何患。」既然如此，「愛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貴以身為天下若可託天下。」人，活著就夠了，其他，被國君拔擢以為萬民時，便無己私，只一心為眾人，這就是老子的思維，「損之又損以致無為」，就是無私心私利之念了。如此的老學，正是儒學走上了大官之位後宜有的修養，孔老豈不能合會溝通？所以，儒家是做大事的哲學，老子是做大事又做大官的哲學，第二爻是基層做事的哲學，第四爻正是高層做事的哲學，二爻小官，四爻大官，老子哲學正是第四爻做大官以做大事的哲學。

　　《周易》六十四卦的第三爻，多半是凶險的，糊塗的、冒進的、闖禍的、叛亂的、與敵人交戰的、被迫表態的，都是此爻，《繫辭傳》已明言「三多凶」，關鍵就是，《周易》是階層倫理的尊卑思維，一切人事命運在體制中論斷，然而，第三爻正是上不上、下不下的位子，也是上下交迫的位子，就位階而言，既失去了二爻中位的實權之位，也未至四爻上層的高官之位，人若沒有儒者承擔忍耐再接再厲的思維，或是沒有道家莊子飄然而去的神仙意境，那就必定是進退失據的命運，一般而言，儒者總是急於成就，關切自己的實踐效果，一旦被邊緣化到第三爻位，常常會因急躁而惹禍，並且，對於繼續晉升充滿殷切的期盼，時日一久，修養不夠的，就要怨天尤人，得罪君上。這一切，都是在體制內論斷人生的結果。而莊子哲學，正是非體制的哲學，個人主義的哲學，追求人性的自主，否定體制的功能，看破政治的虛偽，深知君王的劣行，放棄淑世的信念，主張一切放任就好。既然如此，位階之高下就不是問題，社會世俗的眼光更不需在意，生命的一切都不以社會世俗的眼光評價之，這樣人就自由了。莊子型態的智慧，本不入世為官，既不就仕，焉有位階之上不上、下不下的焦慮問題，身處三爻，正合我意，雖在地方基層，卻不必承擔第一線的重責大任，如第二爻者，又只在地方基層之故，沒有中央高層的複雜糾纏，不必太在意別人的眼光，只要做好自己的工作就好。其實，放下了體制性角色扮演的自我要求，捨下了社會世俗的眼光，第三爻正是追求自我的人生階段，幾乎是在職退休狀態，多麼舒服，可惜人都不能滿足，人間世的思考模式不能捨棄，都想向上，一旦不成，便怨恨長官，製造自己的危險處境。又或者，見不得第二爻好，老是批評，讓人不悅，想辦法對付他，也就為自己惹禍了。又或者，根本就是環境惡劣，上下兩黨爭相對立，第三爻正是中間被迫選邊的角色，如果自己還想扮演角色，那就是捲入蜂蠆之毒中，這種種的處境的艱難，都是第三爻在面對的。

　　道家莊子，正是追求自我的型態，快樂就是他的價值目標，世界是造化的偶然為之，沒有目的性，生命是被造物者遊戲而有的，「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就是莊子對人生的實況描述，出生與死亡都是回到造化，再自然不過，歡欣接受就好了，不用畏懼死亡。至於活著的這一生，前半段工作，後半段玩樂，這樣就好。人生經歷了第一爻、第二爻的階段，走到第三爻。或是經歷了第一爻，沒有做過第二爻的主管之位，當自己資深了以後，也是會成為第三爻，人生也過了大半了。以上兩種情況，正是追求適性逍遙的時刻，只要不再有上爬的念想，人生至此留在第三爻位階，花少分的精力應付公事，留下大部分的體力追求自己的快樂，旅遊、讀書、陪伴、鍛鍊，做的都是自己快樂的事情，待在第三爻正可以實現這些理想，何樂而不為？何須忌妒二爻以致交惡成仇，何必怨懟第四爻以致對立衝突？如此一來，《周易》六十四卦中大多數命運為凶的第三爻就能解脫了，關鍵就是不再以社會世俗的位階標準看待自己的命運而生遺憾之感，不以世俗的角度評價自己人生的定位而有欣羨怨懟之情，解除天刑，那是儒者的桎枯，這樣也就不再會有命運的凶險了。

　　莊子哲學，正是第三爻的救星。當然，有儒者性格的人是放不下的，不過，儒者性格者也應該要有看透世局的智慧，如果局面真的不可為，則只顧好自己正是必須的道路。也就是說，每一位儒者的心中必須住著一位莊子，不可為之時就放下，不是自己的實力可以力挽狂瀾之時，就放下對世局的牽掛吧，遺世獨立或隱身於世都可以，只要把握安靜地過完自己的人生就好了，把力氣放在小我上，可以照顧家人、培養子弟、自己鍛鍊身體、遊山玩水、創作文學藝術作品、發明科技，可以做的事情太多了，人生何必一定要在體制內爭高下呢？

　　當然，儒者是要在體制內展現才華的，而莊子則是否棄體制，莊子的否棄並不是不可為而放棄捨離，而是一開始就選擇好的生命道路，這是才情的選擇還是理性的選擇呢？筆者以為，才情理性都是原因。才情是個性的適合，理性是哲學的建構。莊子的才情適合民間逍遙之士，但他的哲學建構卻是符合這一套價值的體系的。宇宙是氣化的變現，生死是氣的聚散過程，造物者沒有目的性，人間世界自己在構作階級，在合縱連橫，在此一是非彼一是非，在上位者若能無為逍遙於上，則下民百姓便可以放任自適於下，天下一片和樂融融，哪來那麼多禮樂教化呢？更遑論刑罰威嚇了？當然，理論的建構是可以一致性地完成的，這一套哲學卻沒有體制的強制性，唯靠人之自覺選擇，一旦社會及人心仍然好勝多欲，這種放任逍遙的世局就無法出現，只剩個人的自由自在，實際上，社會體制一旦崩潰，甚至發生戰亂，則個人的逍遙自適也是不可能的了。在這個意義上，孟子對楊朱為我的批評就成立了，所以，說每個儒者心中要住著一個莊子，是因為做了莊子以後一樣在追求個人性的理想，而不是逃避責任、放浪形骸、無所事事、腐蠹社會的人可以算是莊子，哲學家莊子在追求他的自由的同時完成了著作，生活智慧上的各種莊子，則是在各種不同領域中追求個人技藝的臻至化境。每一個個人性的領域上升了，社會的整體和諧與文化也一定跟著上升，蠻橫無理的事情便會減少，社會崩解的力量會被攔下來，這正是自由人的貢獻，自由人有其個性才情上的相應，但是自由哲學也不是沒有理論的依據，只是如同實踐哲學的真理觀一般，實踐哲學、生命哲學、人生哲學都是選擇的結果，選擇氣化流行天地一氣的莊子哲學，自然符應這一套逍遙自適的人生方案，天下就是不管的，天地的翱翔才是生命的標的，「世蘄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儒家的批評也將落空，因為尚有神仙的世界在，關鍵是神仙的生命意境中沒有這些世俗的慾望，因此，神仙的世界沒有這些社會的動亂必須由儒者來承擔，在那個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的時空之中，莊子這位自由人豈不真正正是適性逍遙得緊了。於是，理性的理論建構與現實的生活實況有了結合，可以說，神仙道家正是莊子哲學的真正落實，人間世界還不能實現的理想，到了那裏就可化現了，因此，莊子哲學有其它在世界的世界觀作為他的哲學理論的實踐舞台，理想在那裏，現實在那裏，此世的生命，何能不逍遙？何須以天下為事？怪不得他總是說：「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壙埌之野。汝又何帠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為？」（＜應帝王＞）這種話。因此儒家的體系哲學和莊子的體系哲學可以沒有高下對錯之辯，因為世界觀不同，說到這裡，莊子哲學便是有它在世界的出世間法了。只是，莊子也好，佛弟子也好，都還是人世間人，都還有世間的角色扮演，所以這兩套出世間法的哲學還是談出一個人在世間的理想角色來，這一點而言，世間法的莊子，就是有明確的自我意識、高度的個人專業、飄然遺世的獨立襟懷，在社會體制的位階上，就是第三爻的自由人在做的角色。做自己，而不指揮天下，故而是第三爻。同樣是有它在世界彼岸理想的佛教哲學，做自己的同時卻要渡化人間，以修行者的身分要化度萬民，這樣一來就是位高譽廣而無體制實權的第六爻的角色了。此莊學與佛學皆有它在世界觀而在入世角色上的差異了，可以說莊子哲學像阿羅漢的原始佛教哲學，追求自己的彼岸生命，而大乘佛學菩薩道精神則是更像儒家入世者的形象了，固然追求自己的彼岸生命，卻都在淨化國土中入世服務，當然，目標不在體制的建設，而還是人心的救渡。

　　佛教講因果業報，加上輪迴，說明生命的來去，以及人生的目標。佛教哲學可以說從一開始就是生命的哲學，而這一套生命的哲學，卻是最出世，最不入世的一套，關鍵是，它在世界的宇宙論知識過於明確。相比之下，《易經》則是體制的哲學，是入世的哲學，是處理經驗現實世界的社會體制的入世哲學。而佛教則是出世的哲學，理想在彼岸，只不過，佛教中的大乘佛教，雖是出世哲學，卻主張以出世的心做入世的事業，所以有此岸的角色，但原始佛教的阿羅漢，就沒有這些目標了。既然如此，如何利用《易經》來談佛教呢？《周易》的爻位都是體制內的角色，尤其是第二、四、五爻，都是在位階之中有明確的角色任務的人，所作所為有一固定的規範。角色要扮演，責任要承擔，任務要完成，沒有甚麼打折扣的空間。即便是第三爻，也仍有任務要完成，只是不負主責而已。不過，第六爻就不同了。第六爻遠離要職，沒有專責的角色，在體制中並不被期待有所作為，若仍然想要有所作為，便是對二、三、四、五的蔑視，除非國家有難，公司有危機，第五爻主動找他幫忙，否則，都會有茶壺裡的風暴。因此，最好的辦法，就是只管自己的快樂，兒孫自有兒孫福。這樣的角色，正好是佛教思想可以貢獻的時機。綜觀一生，放下對名位的執著與眷戀，安然於無事一身輕的階段，享受人生難得寧靜的時刻，不再掌握任何社會資源，依據自己尊貴無比的地位，對他人提供布施，財布施、法布施、無畏布施，布施且不有布施相，絕不以社會角色的功績榮耀作為布施的目的，絕對無私地以慈心待人，讓眾爻位的人物獲得無須回報的關愛，溫暖地照顧眾人，雖無位、無權、無利賞之資源，卻仍然受到眾人的歡迎，快樂無比。總之，補社會資源之不足，以慈善家而非事業家的角色入世奉獻，揮霍自己的財富與智慧，而不動用體制的物資與威權，這就是第六爻取之於佛教智慧可以有的角色扮演邏輯。

　　說佛教適合第六爻的角色來扮演，是說在人間世界打滾中人的選擇，人們非要到了這個地步才能放下一切，一心修佛，否則人世的慾望與眷戀之牽染，都使人不能真正放下，佛教自是出世的價值觀與世界觀，但卻是普世的哲學，是適用於一切人的哲學，沒有階級的限制，它的實況是以彼岸的成佛為終竟，即便是阿羅漢也是彼岸，只是更不入世而已。以成佛為終境的佛教生命哲學，不論扮演體制內的任何階層的任何角色，都不以此一角色為目的，而是藉著這個身分角色追求終極的成佛境界，並且在能力更強境界更高了之後，多半是要退去社會體制的身分角色的，所謂出家即是。佛教以輪迴生命觀為生命哲學的內涵，生命既在輪迴中，不受輪迴的束縛而自由自在，並助人脫離輪迴的束縛，便是成佛的意趣之所在，能力之提升也表現在生死歷程中的不同階段，次數越多經歷愈多自然也境界愈高，自然在人間世界想要作為的項目便逐漸改變，以家庭的成員提振一家，以機關的成員提振機關，以國家的成員振興國家，以國土的菩薩淨化國土，以世界的覺悟者救渡眾生，在菩薩及成佛階段的修行者，以再來人的身分啟迪蒙昧，多半不會在社會體制內扮演角色了，不在家中為人父母，不在機關為人官長，不在國家主事一國，身為國主，大丈夫猶不為也，而是要濟度天下眾生，因為成佛之路是一切生命的最終歸趣。

　　至於世俗中人，知佛學佛可也，真正入心不退者少也，這是為什麼筆者說以體制入世哲學的六爻架構來說，要到第六爻的世俗中人，才有可能真正投入，其他各階層中人的知佛學佛，只能當作修心的輔助，家國天下是放不下的，家國天下中的身分角色是丟不掉的，因為有理想有抱負有責任有使命有權力有義務有榮華有富貴有尊嚴有地位有有有得多得不得了。只有當一切享盡體知經歷過了之後，才有放下人間角色的真正心境。

　　當然，有大智慧的人物，根本就在輪迴中上下往返十百倍於世俗中人的高級修行者，自然智慧早發，不須經歷人間的過程，不必一定在體制世俗打滾，很快就早熟透澈，直接投入出家修行的行列，他知道人生最終還是成佛，只是不知要經歷多少次的輪迴，不在世俗的階級上動念頭，卻以導師的身分不斷宣說真理，不論世俗中人目前的社會階級，都能告知以確切的修行法門，人人同修，行善積德，不求回報，淨化心靈，是為人間佛教。

　　佛教這種出世的哲學，既是適合特殊才情者，也是保有理論的支持的。可以說有這種生命特質的人們便會想要理解這一種哲學世界觀，佛陀自己就是如此，他是人間的王子，卻愛思維求真理，終於走上修行之路，藉由自己的親證，將身體的能力開發，在獲得感官知覺的能力的突破之下，證悟了宇宙人生的終極真相，從此只有弘法一路，且推廣成為普世的宗教，佛經所說的世界觀是修行者實踐後的親知，就如同自然科學知識一樣地新鮮可感，只是它需要的能力是人類生命中開發的超能力，一般人世俗中人並未經歷這樣的修行工夫，因此無可感知，只能靠自己的判斷，因此在信解上就較有限制，至於誰能易於信解從而行證？誰就很難信解從而行證？這從佛教自己的輪迴世界觀中就可以得知，因此能力是累世的積糧，願意相信這一套思維的人就會進行實踐的累積，人們也可以完全不願意相信，繼續在世俗中爭鬥造業而受苦，必待有緣人接引而後開悟。個別的人信不信不是重點，而是這一套知識是否是真知識。就中國生命哲學真理觀而言，筆者主張，一套生命哲學的理論只要是有人實踐成功了，那麼它就是真的了。佛教已經是兩千年的宗教了，實踐有成者無以數計，它就應該是人類文明史上的真實的知識，想要求證，就去實踐，想要否證，恐怕沒門。因為自己的失敗不足以否證一套他人已經實踐有成的體系，因為這還涉及訊息、環境、以及個人自己的意志和智慧、反應，可以說，佛教哲學就是一套真知識，只待有緣人自己來親證彰顯。它是對所有的階級中的人物都是有用的智慧寶藏，因為它根本上就是出世的認知，只是暫時地在世間與人因緣互動而已。它對世俗中人的任何人都是有效的真知之理，但因理想終趣只在彼岸，因此只有第六爻位的人物才較能真心信受，而且，依據佛教的世界觀，生滅不已的輪迴歷程必是一世接續一世地業染下去，此世中人的老少之間在智慧的境界以及輪迴的經歷上誰多誰少是完全無法以表面得知的，因此既然現實的人生已經打完了所有的戰爭，做子女、做學生、做社會新鮮人、做父母、做基層主管、作高層主管、甚至做最高領導人、而且又做了待退或已離退的人員等等，沒有沒扮演過的世間角色了，總結此生的經歷，許多有待修補的人際關係，許多無謂荒唐的個性缺點，都有待此時予以修補改正，修一個平靜高智慧的格局，在離世的一刻，求趣善道。這是最後的機會了，莫待癡呆病危身心不能自主了以後才讓親人待為求禱。

　　《易經》是入世的智慧，體制的哲學，《人物志》亦然。《人物志》是從官場上以人事管理的角度說人才分類以及互動的智慧寶典，既有君王的角色邏輯，又有一般人才的職掌分類。可以說是新鮮人進入職場認識自己的最佳地圖，也是基層主管認識幹部分配工作的最佳工具書，更是高層主管拔擢人才管理體制的必備寶典。所以，從認識自己的職場環境以及提醒自己如何與長官互動而言，必須藉由《人物志》，於是，從初爻已至二爻三爻四爻都會用到它。至於位階愈高，就更需要用到它，《人物志》不只敘述各種人才分類的才情適性，更講清楚了最高領導人應具備的能力與一般高層主管的根本差異，也就是通才與專才偏才的差別，專才與偏才首先必須是在自己的專業領域上成為人中之最，各領域的最優秀人才組成體制的高層主管，至於誰來擔任第一領導人呢？這就比的不是專長了，而是個性與智慧。所有良好的個性都要具備才可以成為優秀的最高領導人。這就包括：學識專業、責任承擔、吃苦耐勞、耐操耐煩、積極效率、專注沉靜、端莊威嚴、寬容慈愛、和顏悅色、幽默風趣、瀟灑自在。有這麼多良好的個性的人必是平淡之人，不易激動興奮，因為一切的事情都在智慧的格局之內能夠理解並解決，所以就不會興奮，遇事皆保持平淡的態度。因此，《人物志》也就明白地說出了最高領導人的人格特質，而這就是第五爻的角色了。

　　《周易》六十四卦中，第五爻位者是君位，六十四卦中許多情境不佳的卦象，關鍵就是第五爻失職造成的，因此如何做好第五爻？《人物志》正是可以助成此事的作品。第五爻除了要了解自己如何做好最高職位的角色邏輯之外，更有任命大臣、管理幹部僚屬的能力要全備，為求落實這樣的能力，《人物志》正好全面地提供了必要的知識。當然，第五爻位除了掌握《人物志》所有人事智慧之外，還有政策的理念必須具備，而政策背後是理想，政策具體是知識資訊，知識與資訊可以要人提供，理想必是與生俱來的。許多坐上五爻之位的人，只是為求大位，而非天生有理想者，一旦居於此位，其結果，沒有政策的覺悟，只求權勢，短期尚可作威作福，長期下來，走不出治理的格局，便會失去群眾，自取其辱之時不遠矣，關鍵就是，要知政策。

　　第五爻位的知政策能力，就是關愛百姓的理念之落實，根本價值缺乏，政策只有偏鋒、短視，因此，儒家的情懷還是根本，但是否儒者人人可說，是否真愛百姓，卻是發自於內，並非外飾可成。因此，若無強大理想，勿上五爻最高位，留在第四爻服務人群，以專業能力施展才華，這樣才是安穩正確之道。一味求高位，雖能掌權，卻無法掌舵，自取其辱，更誤其國，不智甚矣。第四爻需要的智慧是儒道兩家的，第五爻需要的能力是儒道法三家的。第四爻修養好自己與人相處就可以了，第五爻則是壞人圍繞，不能忍心專斷就保不住自己。第四爻可以保留個性由君王協調大臣，第五爻還有自己的個性的缺點就等待被人宰割丟掉性命而失去國家。四五兩爻位之不同命運如天淵之別。

　　第五爻位的人事能力，可以取經於《人物志》。《人物志》強項在人才分類的認知，以及各類人才的晉用之道，至於國君和臣下的關係，法家哲學更有見地，唯法家哲學重在富國強兵，治國禦下以富國強兵為唯一考量，個人成了工具，這與儒家理想不同，故有爭議，但是適度地維護組織的強大，依然是重要價值，此時，法家禦下之術，也是《易經》第五爻位者值得補強的能力。

　　以《韓非子》書為代表的法家哲學，強調國富強兵，可以說是先秦諸子中唯一真正以組織目的為要的理論，儒家固然要經營國家政權，但都是以君子知識分子的身分提出治國理想，固然有對君王行仁政的要求，但也只是理念的提出，而缺少君王治理天下的技術觀點，甚至更是以德治為最高價值，而少論及官員權臣惡徒的治理技巧，同時，君子個人的成就與國家的治理同樣重要，邦無道則可離去也，國君不聽則應辭官也，但法家則不然，國家是唯一的目的，個人都是工具，德性不如戰功，所以法家哲學是唯組織目的的管理哲學的理論，正是君王必備的統治技術，因此正是第五爻的君位之所需，其重法、重勢、重術的要旨，都是人主之所需，關鍵就是，權力的大餅人見人愛，尤其是小人的覬覦，若無堅毅的性格、獨斷的處置，沒有不君權旁落的，一旦旁落，沒有不政治混亂的，其結果就是自己身死，或遭篡奪，甚至國家不保，天下動亂，因此，不就君位則已，一旦坐上此位，絕對不能不維護自身的安全以及體制的穩定，儒家德治固其理想，陽儒陰法卻是王朝的真相，人主不備此術，任由權臣侵權，結果就是忠良被戮，國主身危。因此，第五爻不是一般的能力可以擔任的角色，而這其中的現實殘酷，只有韓非子明言及此，也正是第五爻必須要有的管理智慧。

　　法者，人人必須遵守的法令，但實施之時必有賞罰在，沒有賞罰的法，不會有人遵守，設了也是白設。但是，要行賞罰，也要有堅定的意志，主上沒有堅定的意志，不敢對臣下行賞罰，其權已經旁落，也就不可能有管理上的主導性作為了。因此，徒法也不行，還要有能敢於執法的君王才可。勢者把握上下尊卑之位，權勢在手，下位者不得不就範，也是提醒君王此權不可失。術者應對之際的奇幻變招，《韓非子》書中＜說林篇＞＜內外儲篇＞都是在講異能豪傑之士的臨場應變，以隻言片語挽救危亡或致人於死，此其術之運用。術不必發生於國君口中，但國君能掌握住其勢其法，自然會有能人異士為其行術強國，所以國君還是保位第一，此勢之尊也，位保住了，敢於行法之賞罰，則權勢在手，一國之人皆伏聽於己，治國政策也好，退敵迎戰之術也好，都會有人來提供了。

　　法家和儒家都是講話給君王聽的，但是儒家重於百姓福祉，法家重於國君權位，儒家成就國家的同時也成就了自己的人格理想，法家追求國家的強大之時，自己則落得只是工具而已了。法家之徒自然是第四爻位，但法家所論的都是第五爻位的知能，可以說是與小人鬥法的哲學，儒家也好，道家也好，只求自保或為求服務社會，幾乎不談與小人爭鬥的事情，面對小人，儒家要愛護之寬容之教化之，道家老子要虛與委迤之應付之安撫之，道家莊子則根本碰不上這種人物，佛教則更是要菩薩心腸待之。幾乎這些儒釋道的哲學體系沒有在力與理的層面上提出有效的治理小人的作法，唯有法家正面面對之。這是因為，法家為君王計。君王再不處理小人，忠臣都要被殲滅了，小人就要欺壓到自己的頭上來了。儒者可以不與小人鬥，因為自己有修養，道家老子的大官智者可以不與小人鬥，因為小人就是君王身邊的人。道家莊子可以不跟小人鬥，因為他根本不想治理天下，佛教徒更不跟小人鬥，因為這是大家的業力，國君不能不跟小人鬥，因為小人最終就是要奪你國君的王位了。可以說，儒釋道哲學的終點都是理想完美的聖賢，因為他們不必思考國家政權的歸屬，反正就是國君的，他們沒有要奪權。但王位是許多人要爭奪的，尤其是萬惡之徒，豈有不爭之理。於是，儒釋道只顧自己作為好人聖人的同時，卻忽略了如何對付小人之事，但小人必然存在，惡徒到處都有，總是容讓的結果就是君子自己去勢，君子去勢可也，但國家不可去勢，國君不可去勢，國君國家不穩，正是天下人的夢靨，因此國君是最後必須出面的角色，國君自己其實是沒有退路的，非處理不可。該罰就罰，該殺就殺，還君子一個公道，還天下一個正義，還國家一個太平。這些如何做呢？只有法家真正關心，因為法家要的是國家，儒者要的是聖人，老子要的是智慧的領導人，莊子要的是神仙，佛教要的是菩薩，國家，第五爻，世間法的最大權力掌握之位，只有法家的哲學智慧要的是單在體制範圍內的君王。以此為目標，個人成了工具，戰功是唯一重要的，而其理論的合法性也成立了，要說服君王不愛其位在人性上是太困難了，而君王不能治國富國強國在角色上也是矛盾的，因此法家哲學有其在君位上的理論合理性及必然性，而人間世界必有國家必有領袖也是邏輯上實際存在的。因此，法家哲學有其合理性，它的合理性就存在於世間法的國家體制中。

　　《菜根譚》是明代作品，集合儒道兩家的智慧精品，並沒有輪迴的觀念涉入，故而主要並非佛教智慧，唯於意境的品味，通於三教。就《周易》六爻而言，不論是哪一爻所需的智慧，《菜根譚》幾乎都有警語，事實上可以將《菜根譚》的語句編入六爻思維中，且能得其一一相應的詮解之效。如此既有助於六爻思維，亦能使《菜根譚》辯證深奧的詞語易於理解，關鍵就是將其應用時位定位在六爻位階之中。當然，《菜根譚》的語句，畢竟每條都有其情境，而同一情境可以發生在不同爻位之中，所以也不需嚴格分項，若是嚴格的討論哪一條就是哪一爻的智慧警句，這樣也太僵化了，大致符合以為呼應參考就可以了。像《菜根譚》這樣的中國智慧寶典，其文字之出現，都是具體生活場景的體悟，對場景有所感懷，而處置之智慧並不限於儒道哪家，可以說需要使用哪一家就使用哪一家，其中最多的還是儒家與道家老莊，且老莊智慧不同，《菜根譚》則都有使用，可以說就是承擔責任而有服務的人生觀的儒家智慧一型，領導統御需有謙虛容讓精神的道家老子智慧一型，逍遙自適不受羈絆的道家莊子智慧一型。此三型，絕對是在人間世界社會體制中打滾的人時時刻刻都需要運用到的智慧，就是《周易》二、三、四這三個爻位的智慧，儒者之入世承擔，莊子之避世逍遙，老子之圓融當權。之所以三類智慧警語都慧出現，就是因為人生的處境不斷變遷改變，尤其是在官場之中，不能隨機應變，就不能與時俱進、隨時而變，也不能對人生有全面的掌握，使人在任何位階情境中都能持盈保泰。事實上，《菜根譚》還是官員的哲學，而不是國君的哲學，《菜根譚》不斷提醒勿近蜂蠆之黨，亦即勿近權力高層，亦即並非帝王心態，而是知識分子臣下的心態，這也就說明了，世間法中的儒老莊法各家，其實各有身分位階的對應，這樣他們的理論才有其合理性在。做帝王，豈能不碰權力？越是詭詐雷霆的局勢，越要去刀山油鍋，《菜根譚》儒生的論點，看在帝王公侯之家者眼中，只是可笑的人言。只是，對於世俗中人，《菜根譚》勿近權力的提醒，決是正途，除非天下已崩壞不可收拾，而自己正有權術之性格，那就挺身一出，賭一場成王敗寇吧。

　　墨家之所論，不重國家體制的禮儀之需，不肯定征戰攻伐的合理性，不贊成久喪厚葬的風俗，一心只顧平民百姓的生活需求，為限制君王，主張尚賢，固然亦主張尚同，但尚同一義於天，再加上天志以及明鬼，觀念上地找到了限制了君權，要求熱愛人民的理論武器，但是現實上對付君王恐是無效的，君王多是短視近利，幾百年後董仲舒使用了同樣的神學目的論限制君權，一樣是無效的。然而，這卻正好反映了墨家的發言角度，那就是人民百姓的聲音。你們不要打仗，不要花錢打造昂貴的樂器，不要要求全國人民厚葬久喪，要好仁惡不義，否則得罪於天無所逃也。要給品德良好的大官足夠的權勢財富榮譽以便行使愛民利國的政策，這一切的聲音都是為百姓而說的，而說話的墨子自己也還是百姓，而不是願意做官出仕的儒生，如此說來，在整個社會位階上，墨家就是第一爻的平民百姓的代表。平民百姓藉由墨家思想而組織會社團體，藉由一定的宗教信仰讓自己相信生活會變得更好，具備它在世界的世界觀，追求此在世界的世俗生活，可以說這樣的模式兩千年來在中國大地上不斷流衍復活，民間會社組織，有宗教信仰，始終搆不上政權的上位，只好自救，互助，尋求鬼神的庇佑，其實，墨家是直接入世的哲學，追求此世的百姓生活，沒有彼岸的嚮往，只是藉由鬼神約束一下君王而已，然而，這種模型，卻事實上是中華民族兩千年來所有本土宗教的共同模式，基層百姓十分信仰，具有它在世界的鬼神，但追求的是此世的生活，是入世的哲學而具備它在世界的世界觀，信仰的部分也是真信的，鬼神的部分也不會是假的，但整套東西就是要為人民大眾謀福祉的，真真正正是第一爻的入世哲學。

　　以《周易》初爻看墨家哲學，並不是《周易》決定了墨家的階層，而是墨家自己已經選擇了這樣的思路，不過假《周易》來觀照時符合《周易》體系中的初爻型態而已。墨家既為百姓發言，觀點立場自然以此為準，那麼，它的真理觀有其普遍性嗎？為回答這個問題，試想，人類的視野不能脫離自己的生活經驗，就平民百姓而言，墨家的論點正其所需，兼愛非攻薄葬非樂尚賢天志明鬼等等，無一不是百姓的真心所想，因此，它的普遍性就落實在基層百姓的思維及選擇上。生命哲學就是一套一套的價值選擇，沒有選擇就沒有生命的奮進，奮進來自自己的價值覺悟及實踐的意志，實踐了就說明了它的真理性所在，墨家的實踐就在墨子的團體中，古老的中國已經完成過，長久的歷史中，類似有宗教信仰的民間自助團體從未缺乏過，關鍵就是國君沒有照顧好百姓，百姓就組自救團體，加上鬼神信仰以安頓心靈，寄性命於會社，苟活於民間，活下來就說明了它的真理性了。否則，站在百姓的眼光，久喪厚葬是玩不起的，只能取其心意不能取其形式，兼愛非攻是無可辯爭的，尚賢尚同是本心的願望，天志明鬼是生活中的接觸與經歷，他的視野在此，無須否定，他的心願在此，何忍違逆，大一統的理想攜帶了多少的權術詭詐，以及不可免除的征戰殺戮，豈是孟子行仁政王天下一句話就能落實的，生命的真理只在我心，在人民的選擇，墨家就是無可告訴的百姓自己的心聲。

　　《易經》思想博大精深，然而，沒有善體會者亦難明言其奧義深旨。又，雖然彰顯了《周易》哲學，不去更廣大精深的中華國學交互運用，卻是精神資源的最大浪費。筆者有幸研讀這些經典，也經過無數次的課程講授，逐漸發現《易經》與國學智慧的交互融貫之途，本文之作，在建立了《周易》六爻的特定階層式思惟模式之後，並將墨儒老莊法佛各家適與牽合，目的在比對連結有助互相理解，不在決定各家理論的實質內涵，然而，由階層進路所見的各家理論內涵，卻也說明了各家理論合法性的成立所據，中國哲學各家之論點皆在個人主體的自做選擇上，價值意識的自覺之後，世間法的就創造社會現實，出世間法的就進入宇宙知識開發，墨家創造民間會社，儒家經營家國天下，莊子遠離社會體制自作消遙，行道有成便修煉成仙，老子進入體制高層掌握大勢，法家關心國主尋求富國強兵之道，佛教捨棄個人欲求，一心追求彼岸永恆的生命，價值已立，道路鋪展在前，端視各家志士一往直前地去開展，道路都是無止境的，有限的人生也未必真能完成若干大業，於是教派的教育與傳播便在世代間代代相傳，時至今日，民間會社是墨家變形，公務員是儒家本貌，自由業是莊子型態，高階經理是老子模式，董事長國家領導人是法家所言，方外之人是佛教傳承，各有軌道各有階層，都有其真理映照之可能性與可行性，中國哲學的真理，就在現實世界的生活場域中，有理想的教徒，就有學說的實現，沒有人好好實踐，也不等於它不是真理，這就是筆者所思所想的中國哲學真理觀，敬祈指正。

[1] 本文之作，本為參加＜第八屆海峽兩岸周易學術研討會＞而作，20160429~0430，中華民國易經學會主辦，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協辦。並以＜周易六爻與國學智慧的整合＞為題，發表於，2016年6月，《新世紀宗教研究》，第十四卷第四期，頁67，全文七千餘字。後為參加2017年5月20~22日，於四川成都舉辦的＜易道文化探源國際高峰論壇＞，由國際易學聯合會主辦，易道文化研究會承辦，便在原有基礎上擴充，文長近兩萬字，並準備收錄於筆者即將出版之《中國生命哲學真理觀探究》專書中。文中所增之篇幅，多為真理觀思維的討論部分。

[2] 如繫辭下傳第七章：「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恆，德之固也；損，德之脩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恆，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恆，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3] 參見繫辭下傳第九章：「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也。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為道，不利遠者，其要無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

[4] 《老子》第二十二章文句。

[5] 語出《菜根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