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六十年來臺灣大陸海峽兩岸中國哲學研究
上海交通大學哲學系杜保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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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六十年來臺灣大陸海峽兩岸中國哲學研究 上海交通大學哲學系杜保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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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當代中國哲學之研究」專題
學界報導：
「近代六十年來臺灣大陸海峽兩岸中國哲學研究」
臺灣大學哲學系副教授杜保瑞
一九四九年以後，華人世界的中國哲學研究陣營，兩分為中國大陸及港台，加上歐美及日韓的中國哲學研究，可以說就有這三至四大區塊的版圖。而這全球範圍內的中國哲學研究，固然有各自發展的特殊性，但隨著時日的推移，亦愈來愈有互相影響，以致幾達全面交流的現象。
中國大陸的中國哲學研究，從馬克思主義主導研究方向開始，不日即創作出以馬克思主義為詮釋史觀的「中國哲學史」著作多種，可以說是以哲學史的研究占據主流地位，主要的論點在於，以唯心論、唯物論、辯證法、形上學、認識論、價值論等西方哲學問題以分類判教於中國哲學史上的各家系統，從而形成具有較強的哲學史意識的研究成果，強調哲學史前後發展的繼承性與超越性的辨證關係。以哲學史發展的眼光研究中國哲學史是沒有問題的，但是以西方哲學問題來解讀中國哲學理論的做法，卻受到大陸學者深刻的反思，差不多也是改革開放的同時，便逐步走出一條回歸傳統的哲學研究之路，此即以傳統中國哲學的「概念範疇」為研究的途徑，此即以「天、道、理、氣、心、性」等核心概念範疇為研究中國哲學的方法，概念範疇代表了中國哲學的問題意識，也表達了哲學立場。然而，隨著時日的推移，西方哲學的專家總有對中國哲學研究的挑戰，甚至西方學術界的中國研究，亦有研究方法的刺激之引入，因此中國哲學的研究方法成了晚近十餘年來的重要問題，以「中國哲學合法性」為主題的會議屢屢召開。同時，隨著中國崛起的態勢漸強，中國文化本位的情緒升溫，中國哲學研究又有了新一波的回歸國學的思潮，伴隨著各指標性大學的國學院及儒學院等的設置，面對中國哲學研究的「西方哲學方法」及「中國哲學思維」的張力不減反增。再加上，出土文獻的不斷挖出，研究出土文獻亦是一大重心，時至今日，幾乎可以說，中國大陸目前尚不能說有較具共識的中國哲學研究的方法、進路及成果。
從歷史的背景來看，過去，大陸哲學系設置的制度中，中國哲學領域的學者始終能保持一個獨立的教研室團隊，且在學院及學系內亦較無西方哲學主導的現象，因此研究活動所交流的對象多為文史領域的中國思想學界，所以在研究方法上，相當長一段時間，總是有文史哲不分家的狀況。可以說除了最早先的馬克思主義主導的一段之間之外，中國大陸的中國哲學界研究一直以來是以文史哲共同領域的學者全面互動交流的形式在進行研究，因此也產生了在大陸這塊土地上的研究自主性。當然，這個自主性的現象仍是有外來刺激的挑戰的，其一為大陸內部的西方哲學界的挑戰，這使得中國哲學研究的學者必須有方法論的自覺，以及論述形式的理論性要求。其二為港台中國哲學界的挑戰，這使得面對同樣文本的詮釋意見呈現多元甚至分歧的現象，也提供了更為直接的中國哲學方法論的挑戰。其三為西方學者的研究人數逐年大量攀升，透過交流互動，呈現了更多的研究進路及問題意識的挑戰，以上三項因素是使得中國大陸的中國哲學研究朝向西方哲學為典範而推進的動力。然而，因著中國大陸作為中國哲學原有的母體與載體，中國哲學研究人口眾多，內部影響的力量本身極為強大，回應外部刺激的速度就不會太快，又加上中國勢力的崛起，文化自主的情緒伴隨國力的增長以及經濟條件的改善，返回更傳統的中國哲學研究的態勢亦十分強大，這就導致「西哲典範」與「國學典範」兩個面向的張力始終不減。
就臺灣的中國哲學界而言，一九四九年以後主要是港臺新儒家的巨大系統主導了理解與研究的視野，而新儒家的巨大系統亦無一不是消化西學以言中哲的產物；至於臺灣的哲學系，幾乎都是以西方哲學為主要的研究方向及成員結構，因此哲學系裡的中國哲學研究成員莫不直接受到西方哲學典範的影響。所以在談灣的中國哲學研究的問題，只是以何種系統為典範的差異而已。這其中就包括了唐君毅與牟宗三的新儒家一個系統，臺大哲學系的方東美哲學一個系統，寫中國哲學史的勞思光一個系統，以輔仁大學為中心的天主教中國哲學研究一個系統。這幾個系統的交流互動至少佔據了過去六十年間的三分之二的中國哲學研究成果。當然，這個觀察並不包括哲學系以外的中文系及歷史系的實況。此外，以西方哲學為典範的西學學者及西方學者，亦仍不斷地對台灣哲學界的中國哲學學者提出刺激與挑戰，挑戰有兩方面，一為哲學性的質疑，一為研究方法的創新，前者來自研究西方哲學的台灣學者，後者來自研究東方哲學的西方學者。當然，來自中國大陸的研究成果亦進入臺灣的中國哲學界，主要是一些特定領域的主題有較佳的成果，如易學與氣論哲學，及先秦、兩漢、魏晉哲學的領域。
再從儒釋道三學的研究實況來看，中港臺三地在過去六十年來，首先是大陸以馬克斯理論為主導的批判傳統的研究，以及港臺以新儒家為創作的帶頭研究。時移勢遷，中國大陸興起氣論研究及道家道教研究的熱忱與成果，臺灣學界興起佛教研究的巨大波瀾，可謂儒釋道三學皆在過去的時日中有了開闊的進展。但是，三學的理論立場迥異，不過，交相辯論的平台卻未能實質建立。
再談到對重要的當代中國哲學家的研究，近六十年來，對一九四九年以前中港臺共同的現代哲學家理論的研究，可以說在中國大陸的學界是比較關切的。在港臺學者的研究中，除了位列新儒家的熊十力哲學思想，可謂關切得較少，莫論金岳霖、賀麟、張東蓀等，即便是馮友蘭，亦少有關切。至於對一九四九年以後的港臺新儒家及港臺重要哲學學者的研究，可以說不論是中國大陸，還是港臺兩地，皆有相當足夠的關切與研究成果。問題只是，究竟是要繼承還是再創新？更深一層的問題是，究竟能不能繼承還是要整個揚棄？意義在於，兩千年老店的百年新學科，在二十一世紀的此刻，不只是中港臺的華人，也包括東方的日韓及西方的歐美，都有大量學術人口在研究中國哲學的此刻，究竟是要接著現代及當代中國哲學家的路走？還是要提出更新的研究視野？這就總歸為大陸學者在討論的「中國哲學合法性」問題，以及港臺學者在討論的「中國哲學方法論」的問題。
筆者以為，傳統中國哲學是針對人生問題的理論創作，是理論創作的就有理論，有理論就應以理論研究為之，於是「西方哲學」進路與「傳統國學」進路在這個問題上不能立場有異，因為取法於「西方哲學」的功能在於強調理論思辨的研究方法，而不在於依附哪一家的西學理論；而取法「傳統國學」的目的在於準確澄清思想的意旨，而不在拒絕系統化的建構。因此，問題只在，是以怎樣的理論架構為研究的模型。而這又要認清楚研究者自己是在做「哲學研究」還是在做「文本詮釋」？
作「文本詮釋」的話，那就需要針對傳統文本的哲學問題而開發相符應的解釋架構來進行詮釋，就此而言，從馮友蘭到方東美、牟宗三、勞思光等「中國哲學史」大家的詮釋理論都有的重大的貢獻，然其架構以分類判教為主要功能，尚不能展開細節的解讀效果，因此應有再統整改良的研究成果以為學術研究之應用；至於以概念範疇為研究進路的做法，則有不足以作為解釋架構的缺點，但卻能面對細節深入剖析，故亦有研究方法的貢獻。因此，面對中國哲學真理觀的文本詮釋進路的中國哲學方法論，應在於從傳統概念範疇出發，而提煉相符應的思考模型，回到中國哲學的基本哲學問題上，而建構有效率的解釋架構以為之。如果研究者不否認中國哲學是有理論性的哲學，那麼文本詮釋的工作還是要以符應中國哲學思想模型的解釋架構以為研究的模式。
至於當研究者是以「哲學研究」為主的時候，哲學問題就是不分中西的，傳統中西哲學的素材都是他可以運用以為談論的材料，問題只在中國哲學文本詮釋的基礎工作是否已達到準確的程度，還是尚未瞭解深透以致有曲解甚至錯解的可能，而這個問題並不等於中國哲學可否使用西方的理論以為研究，而是中國哲學的文本意旨是否已被正確理解準確詮釋以致於可以運用之以參予普遍性的哲學討論的問題。所以，回到「文本詮釋」的解釋架構之重整及創構，正是當代中國哲學研究的首要之務，但無論這項工程達到什麼程度，都不妨礙亦同時積極展開直接以「哲學研究」為做法的中國哲學研究，返本與創新都是中國哲學研究，問題只在是否已將自己的方法定義清楚，這是不分中西的所有中國哲學研究學者都應有的方法論自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