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儒耶對話在真理觀上的不可溝通性
上海交通大學哲學系杜保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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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儒耶對話在真理觀上的不可溝通性 上海交通大學哲學系杜保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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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儒耶對話在真理觀上的不可溝通性[1]
上海交通大學哲學系杜保瑞
一、前言：
儒耶之間，始終有強烈的辯難課題，究其原因，耶教思維進入中國，乃近百餘年來的事情，唐代已有景教進入中國，辯難已無可免，唯今日之耶儒辯難，更有勢不能免之勢，關鍵就是，儒學是立足於現實世界家國天下的價值信念，有一定的排宗教性，傳統上的儒佛之爭便是此型。而耶教固為有它在世界信仰之宗教，但其人間性的性格十分強烈，上帝創造世界，一切為其主宰，上帝拯救世人，人類應祈求救助，是以其宗教宣傳活動十分積極入世，夾帶背後的西方科技文明，至少在過去百餘年來，耶教對中國人的傳教活動，以及中國人對耶教的信仰與接受，都有它極佔優勢的面向。這就等於是兩大世間性極強的宗教哲學體系勢必要相撞擊了。宗教本無形之事，唯賴信仰，教義上總有經驗不及的邊界，端視個人接受與否，各種宗教都無理論上絕對的高度，宗教團體之大小強弱，不是真的以理論之完美為客觀的標準，端視傳教活動的效果而已，而此事，又涉及人民教育、文化、科技、文明的種種差異而有難易之別。在過去百餘年來，中國遭遇列強侵略，已面臨亡國滅種之境，救亡圖存的需要，任何路向都有人嘗試，來自西方的一切，政治體制、軍事科技、財政措施、教育文化、日常生活、食衣住行，包括宗教，都是國人意欲效習吸收的對象。基督宗教是西方最大的宗教，二十世紀西方的列強，幾乎都是基督教傳統的國家，宗教自非以侵略為教義，傳教亦非為侵略之目的，唯西方勢力進入中國之後，有宗教信仰的宗教家，自然為了弘揚教義吸收信徒幫助世人而有其傳教的活動，而且，宗教本是超越國家種族的文化活動，不同地域國家民族都可以有共同的宗教，以佛教為例，東亞各民族本身的差異豈非不大，然而多數接受佛教，只是具體的佛教文化有依民族特色的差別而已。耶教傳教於中國，既是勢之所然也是理之所在，當然，耶教就其作為宗教的一家而言，勢必有與其它宗教做對辯比較的任務，耶佛之間、耶回之間的課題，亦惶惶巨大矣。然而，耶教與儒家的對話對比辯難之事，卻有其別於宗教對話間的特殊性在。
這是因為，儒家始終是人文的哲學，亦即不以鬼神論見長，不以它在世界的存在作為理論的基礎，而是談論人倫價值。當然，儒家亦須建立宇宙論，但不討論它在世界的存在及存有者，儒家以整體存在界為仁義禮知價值意識的天道流行為終極價值，不像各宗教體系以最高神的創造為終極價值的依歸，依歸於最高神的意志。然而，形成儒耶對辯的關鍵，卻更是時代因素的使然。人文哲學與宗教哲學本來就有辨正，儒釋道三家的辯論就是這種型態，道家還好，與儒家形成人倫價值觀的辯論，道教與佛教，就與儒家形成人倫與宗教的辯論，然而，這個辯論已經存在千年以上，儒釋道三家儘管在知識界、宗教界仍有教義的爭執，但是，至少在民間，早就為中國人民的生活所融合在一起了，生活上國家體制、家庭倫理莫不是儒家的信念，另一面在人際關係、個人興趣、技藝嗜好方面莫不是道家老庄的風格，一旦涉及疾病醫療生死，道教就派上用場了，包括佛教，佛教還以因果業報輪迴的理論，講因果，了生死。可以說在中國人的傳統生活中，儒釋道三家的面向都是生活實景，它不約而同渾然天成地默契為一了。似乎信仰之間的差異，不妨礙生活場景上的融合，並不是理論上的原始衝突獲得解消，而是歷史的積澱久遠，人心的適應已成，現實上沒有辯論的積極必要性。
然而，基督宗教與儒家的關係卻不然，它是寄託於西方強勢物質文明為背景的古老宗教，它自身在長遠的歷史生存經驗中，傳教是它生存下去的必要基礎，甚且，在天主教的傳統中，宗教本身的體制性就十分強烈，羅馬教皇就是政教合一的體制，新興基督教固然缺少政教合一的性格，但在民間積極傳教依然是性格中的本質。且，基督教為一神論，其神為超越神，人們對其信仰為絕對性接受，信徒對之絕對性接受，傳教士對未受洗的人民的傳教心態也是欲其絕對性接受。至於儒家，在傳統中國的社會中，始終是儒釋道三教之首，此首之義是，它是人民生活中的首要價值信念的來源，人類的生活首在家庭，次在社會國家，這些沒問題了之後，才進入更高層的個人興趣、嗜好、技藝，再上升至個人健康、命運、生死問題的關切，就人在家庭、社會、國家中的人際關係而言，儒家仁義禮知的道德信念就是維持人之所以為人、社會國家之所以為社會國家的價值根據，所以說儒家是首位，這是從人類生活之需要而言的首位。並不是說道教與佛教沒有這方面的意見，而是儒家的思想主要重點在此，且講得清楚，足夠面對社會生活之需。然而，一旦關切的問題轉向，則道佛兩教之言會更有作用，此時就須要道佛兩教的理論與實際來上場了，就此一關係結構而言，基督宗教宜類於此，儒為生活首須，道、佛、耶為高層精神需求，次序上為次[2]。話雖如此，中國儒釋道三教之間的融洽之局，那是歷千年以上的生活實踐中之經驗所得，但是，近世西方文明的強勢侵入，西方耶教的傳入中國，以一神論的絕對威權性的宗教性格，耶教與道佛之辨中所爭的是信仰，理論上的較勁本來就沒有理性論證的空間，但耶儒之間，就不僅是個人的信仰問題，而是哲學的問題了，理論上非比上一比不可了，比的重點就在於，耶儒之間熟人較能有助世間的美善與生活的進步。一為有神論的宗教哲學，一為人倫價值的理性哲學。
實際上在這個問題中儒家與道佛兩教本就有過一比，唯道家多神論，佛教無神論，而耶教一神論。但有它在世界都是一樣的，且有它在世界的存有者更根本性地決定了人類生活的宗旨也是一樣的，也正因此，耶儒之辨其實與儒釋道三較辨爭有著大致相同的理論問題。一些適用於三教辨正的課題及解答，也適用於耶儒辨爭的課題與解答，但又略有不同。
相同的問題在於：它在世界的存在的證明，道佛兩教理論的成立基於它在世界的存在及它在世界存有者的活動，宋明儒者曾為文否定之。對於這個問題的解決，筆者以為非理論理性範圍內之事，亦即不能靠定義推理而證成或否證，唯依個人經驗及選擇相信與否了。就此而言，耶儒之間亦然。誰也說服不了誰。
不同的問題在於，人類都有軟弱墮落的一面，宗教的它在世界觀通常對於此點有更好的理論工具予以救濟，唐君毅先生就說這是吃藥與吃飯的問題，上帝的審判賞罰與因果的業報輪迴，在人類為惡冥頑不靈的時候，也就是人性生病的時候，有更好的勸說效力，儒家是正常人性下的正常飲食，就是吃飯，耶佛都是吃藥。而基督宗教就在此點上，以其一神論的絕對信仰，始終強調其超越神的救度與人類的相信與委身才更能對人類的軟弱為惡現象有救濟的實效，這就是一神論的超越神信仰對儒家的挑戰。這是有別於道佛對儒家的挑戰的理論面向。
除了辯難以外，儒耶之間還有理論型態的交涉問題，那就是針對儒家是不是宗教的討論，當中國人民失去國家保護的時候，當西方文明以耶教教化人心的傳教活動進入中國以後，唯有宗教才能救贖也唯有宗教才有激情的耶教立場，就對儒家形成挑戰了，面對耶教的刺激，於思想史上便有中國人內部自己對於儒家是不是宗教的討論，方向有三，第一，以儒家因無位格神，故非宗教，但宗教中的救贖與激情功能皆有之，因此不需要宗教。第二，以儒家既能救贖也能激情，故為宗教，但無位格神而已。第三，儒家既有激情也有救贖更有位格神，那就是傳統經典中的上帝概念，因此就是宗教，且此宗教相通於西方耶教。其中第一型與第三型勢成直接對立，第二型可併入第一型中，其中儒家是不是宗教變成只是定義問題了。
為討論以上諸問題，本文分以下三節說之。首先，儒家是否宗教的問題。其次基督教是否在救贖方面更有效果。第三，兩家的真理觀能否論究高下。
二、儒家是否宗教：
之所以要討論這個問題，是因為基督教的強勢靠山，西方文明，對中國的毀滅性衝擊，而一個強勢的文明所依托的價值信念系統，也就跟著水漲船高，那就是基督教文化，但基督教是宗教，而當中國文明也想要站起來的時候，中國文明所依託的真正基底，儒家，就成了論證成敗的主角，以西方強勢文明為參照時，中國想要強大，儒家似乎非得要也是宗教不可了。也就是說，談儒家是否是宗教的問題，就是擺脫不了與西方較勁的心理因素，因為，儒家與宗教之爭在中國文化兩千年的傳統裏早就打過千萬次的戰爭了，「子不語怪力亂神」[3]，「敬鬼神而遠之」[4]，我們都可以說孔子並不否定鬼神存在，甚至儒家也有天道觀，如「天厭之」[5]之說，如「吾之禱久矣」[6]之說，但是，儒家之所以為儒家，就是他以知識分子的專業企圖治國平天下的胸懷，而不是他心中尚裝有天帝，有鬼神，有先祖，哲學史上，宋明儒學家都還做了理論的努力想要否定鬼神之存在以與道佛辯難，如張載[7]，以及繼承者朱熹[8]，當然，儒家強項不在位格義的天帝鬼神，而且要去否定儒學理論中絕對沒有上帝鬼神的存在也未必容易，但是，努力去論證儒學中的上帝鬼神是其理論的重點並且扮演了如同宗教的最高神角色則絕非儒學之所以為儒學的根本，並且恰恰說偏了儒學，關鍵就是，儒者以理想入世治國，自認承擔天命，但是絕無西方基督教位格神意義下的上帝，否則自己就不是頂天立地的大丈夫了，儒者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且畏天命，但他自己的理性就是天的意志，這才是儒家強悍的地方，一味要說儒家的天帝就是西方的上帝，這是矮化了儒家，標高了西方宗教，立場並非純儒。
一些儒家向耶教靠攏的理論做法，悄悄地將上帝安置在天命觀中，這是藉儒家講基督宗教。講的不是儒家。至於以儒家有激情，故而有宗教性，這只是宗教概念的定義問題，並沒有什麼理論上的真正衝撞。真正有理論衝撞的，是耶教是否在對於人類軟弱的問題上超越儒家的問題，而這個問題的背後，是耶儒兩家究竟能否較勁高下的方法論問題。先處理後者。
三、耶儒兩教能否較勁高下：
耶儒教勁的理論問題和三教辯證的理論問題在方法論上是一樣的，重點就是不同宇宙論、世界觀之間的理論體系能否辯證的問題。筆者對三教辯證的問題主張都無必要，從理論的系統性而言，三教都有自圓其說的完整體系，可以在自己的系統內一致性地完成。從理論的檢證性而言，三教都有教主的實踐以證成理論為真，更都有後繼者的繼續實踐並且達成再證其真。各家彼此之間的非議，都是立足於自己的世界觀、價值觀而批評他人之說的，因此方法論上並無合理性。各家只能認定己說為真，卻無否證它說的合理性。那麼，光亮亮的世界，究竟何家所說為真呢？此事，瞎子摸象的故事可以為比喻式的解答。每位瞎子所摸到的都是大象沒錯，所說的也是沒錯，只是以為自己所知者就是大象的全部，並且否定別人所說的做法是錯的而已。因此，三教各以自己的角度認識世界，所知亦真，確實是真理，但角度不同，問題不同，故而答案不同，呈現之理論型態不同，學習者、研究者可以做的就是弄清楚各家問的究竟是什麼問題，因此不同學派之間的關係是什麼，這樣就好了。然而，三教之間無人讓步，辯爭一直延續，無人認輸，其實只是一場無謂的情緒意見之爭而已。
耶儒之間便是如此。儒者關切現實世界，以自己的學養提出治世的理論，上帝鬼神都不是最終的根源，而是理性的天道價值，並仁義禮知說之，一切的存有者不能背離此一價值，鬼神亦不例外，然而，儒者處理治國平天下的問題，本不依賴鬼神，鬼神有無非關重點。只要君子立志為人，「我欲仁斯仁至矣」。耶教則不然，起始即是舊約與新約的天啟語言，先知得天啟，言說於眾人，教旨為上帝的所知，眾人依上帝的旨意生而為人，相信祂，即得永生，指死後進入上帝之國。顯然，基督宗教也是要處理人生之苦的問題，一如原始佛教，佛教以自己修行得阿羅漢果位而有自己的永生，基督教以接受上帝意旨即能獲得上帝救助保證之永生，救贖生命的痛苦是一樣的，基督教訴諸一神論，配合創世說，原始佛教訴諸修行工夫，配合三界的世界觀，得果位後超三界不輪迴。從理論的內涵說，基督教和原始佛教都自圓其說，也可以說其教主也已自證其說，兩家也不必辯爭，關鍵是都是絕對性的信仰，誰也說服不了誰，只能實踐與親證，但無論何人實踐親證了己家說法或它家說法而採一棄一，那也還是個人性的經驗，無能交流互通而轉嫁於他人的。基督教與原始佛教要處理面對解決的問題是一樣的，救贖生命之苦，解脫生命之苦，並且都是有它在世界觀，以及它在世界的存有者的觀念的，差別只在一為絕對神的救贖，一為自我的最高果位。但是，儒家要處理的就不同了，儒家面對經驗現實世界的社會體制如何健全，以保護天下蒼生，並且系統中決不訴諸它在世界以及它在世界的存有者來做為解決問題的主角，而是儒者自己。就此而言，這不是相信不相信的問題，而是選擇的問題。經驗現實世界中的百姓眾生的生命生活是很苦的，這是所有宗教哲學的大德創造者都面見到的，儒家並非沒有鬼神上帝的資訊，中國古代文明就是人神溝通的歷史，但儒者直面世界以一己的素養企圖拯救世人而投入政治工程之中，基督教卻是教主耶穌基督一人的直面上帝接受使命入世救度世人，他經歷、他相信、他選擇、他實踐、他宣教，世人相信、世人選擇、世人實踐、接棒傳教。相信上帝，祂會公平審判，人的一生，無論如何經歷，最終皆有一死，上帝即在彼岸，公平審判，善惡之報立判，決不爽失。相信位格神耶和華天主，就成了基督徒，神一定助他救他，至此心凝神定而不為惡。這是基督教對救贖任務的標榜，並以此義得高於世俗的倫理道德學說之實效，如儒學。
儒家不然，沒有天啟，不處理死後生命，只處理活人的人生，而且是訴諸國家體制的施政良莠來處理的，主張君王應該行仁政而愛百姓，嚴重時自己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目標都在現實世界的政治清明上，而不是個人死後的生命救贖或解脫上，起手的目標就不同，想要解決的問題也不同，提出的理論自然不一樣，要比較，就要從理論的根本設想處去做對比，而不是挑一個個人在道德實踐的能力強度究竟是儒家高還是基督教高的問題上作文章，下節即將論之。就本節之討論而言，耶儒兩家能否較勁高下？若是了解根本教義的宗趣，好好相信，好好理解，努力實踐，兩家要面對解決的問題根本不同，何須比較？重點是個人關切的問題所在究竟為何？關切國家，儒家首選，老子、法家也可入選。關切生命的痛苦，以為有死後的解脫，基督教、佛教可為選擇的對象，如此而已。較勁高下都是教派選擇的意義認識不夠深入，且個人並未真誠實踐，為了一己好勝好名的欲望而為之辯論，儒者完全可以尊重基督徒，基督徒也完全可以尊重儒者，基督徒而為政治課題時儒學就是最好的世間法指導之一，儒者而意識到關切到生死問題時基督教也是很好的選擇對象之一。不須較勁，方法論上亦無可能。該做的事情只有，了解兩家的內涵，以正確的態度認識，一為理性的哲學，一為信仰的宗教。是否要做選擇全由個人自己，選擇了之後是否真誠實踐，還是全由自己，作為實踐哲學的儒家與基督教，應該是讓人選擇以及實踐，而不是互相菲薄甚至否定。
四、基督教是否在修養實踐上超越儒家：
有超越神論的基督宗教，以為耶教有超越儒家的地方，那就是有超越性的上帝之存在以為人類改過遷善的動力保證，故而強於儒家學說之只以個人意志培養為修養的路徑。依據前文所說，耶儒之間無可比較高下，若要對比兩家，也應該從立說之根源處做對比，而不是擇取某一問題，臧否雙方。同樣地，從儒學的角度，一樣可以以治國的理論為題目，要求論辯於耶教，熟人之學說更為有效？而理論上，基督宗教哲學，也不是不可以從它們的學說中找到談論政治問題的處理的觀點，從而不必唯儒學馬首是瞻。事實上，談救贖就只是基督宗教的問題與思路，儒學中並無原罪概念，面對生命之苦痛也不以鬼神救助為出路，面對生命之艱困甚至是苦痛，就是訴諸一己的價值意識與道德意志來處理面對的，而這個處理，是基於個人的修養工夫的，儒學中有數不盡的修養論思想，但都是指向社會人格的建立為標的，因為這就是它的學說的根本關切所在。至於修養是否能夠成功？理論上就是訴諸性善論，性善論中不僅自己必有可為向善的動力，同時行善之際就是利他的行動，故而儒者可以形成「德不孤，必有鄰」的互助系統。這個觀點，有似《大乘起信論》中的菩薩自度度人自救救人之說，菩薩既然必然救渡眾生，眾生之得度成佛就是必然可成之事，此說與儒家的根本不同，就在於儒者互為進德修業的師友，以此幫助個人修養的成功，而佛教則以佛性論說眾生之自救救人，故而眾生亦必有他人來救，此即菩薩道行的事業意旨。今論基督宗教，只要相信上帝是你救世主，你就一往直前地相信上帝必會救你，死了也沒關係，因為上帝會在天堂迎接你回到祂的國度，個人的寧靜與成就是交出去的，而佛教與儒家是自救的，儒者師友與菩薩救度是同種類的眾生之互救，只是人有等級高下之別而已。基督宗教有神父、牧師等神職人員來協助教友以接受上帝的旨意，也有教徒之間的社團活動以互相提攜，更有天父的超越大能以為救贖的絕對保證，可以說人有自救的可能的理論儒耶佛都有，且人有外在救助的可能也是三家皆是，問題是這一部分的理論形式是有所不同的，儒者的外在救助是同等級存有者的此在世界之其他儒者，佛教的外在救助是不同等級存有者的它在世界之諸佛菩薩，但是人與諸佛菩薩有終極同等級的可能，基督宗教則是最終依賴絕對性的超越神以為必然性的救度，而此一超越神當然是它在世界的存有者，並且與人類的存在是永無等級相同的可能。以上是類型上的對比。
那麼力度呢？說到此，這真的是無從比較了。類型已別，何從比較，所追究的能力的內涵也是不同，方向及方法都不相同下，何從比較？它好像是在談不同國度的人在飲食方法上的優劣之比，甚無意義。
儒學理論中就個人的修養工夫而言，有種種的理論與歷史上的實際，基督宗教中的信仰與救贖，也有數不盡的成功案例，兩家亦有各自的艱難，談對比還可以有確定的知識可得，談比較高下就無有合理的論述要點了。
五、小結
本文之作，並非否定耶儒之間可以溝通及對話，而是否定一切溝通對話中的較勁高下、是此非彼的理論建構，關鍵就是型態不同，且各自都已經建構完成自己的真理觀系統，不是從外部否定就可以辯論的。筆者的這一個立場，也是貫串做儒釋道三教辯證的方法論問題時固定不變的立場，儒耶既不必辯論，那就好好實踐自己，尊重彼此，有需要時互相合作，共同利益世人。若還一味高下較勁，那都只是個人的好勝心而已，口舌之爭，無關兩家真理觀的本身。
一、溝通是為解消衝突，表示過去有衝突有辯論。 二、思路的來源：台灣輔仁大學的上帝與儒家的天道、宗教更能救贖與儒家的修身、外在超越對中國內在超越在政治制度設計上的可藉鑑性。 三、結論：不可溝通，互相認識與尊重即可。一如中國傳統的三教辨正。 四、真理觀的研究進路與問題意識 五、三教辯證不可能與耶儒辯論的不可能：信仰所對就是真理、各家皆能證成自己、又有弟子的再實踐與再證成、如瞎子摸象所摸皆真、辯論高下實不可能，如莊子之此亦一是非。 六、世間性極強的儒耶兩教勢有一辯：儒釋道三教已於生活上融合，耶儒兩教還有一爭。 七、儒家是不是宗教？（定義問題而已、儒家的上帝以及鬼神也可以是道教的天神佛教的帝釋天） 八、耶教的上帝與儒家的天命（有無位格神、與自力他力的問題） 九、耶教的救贖與儒家的修身之比較（目標不同：解脫生命的苦難與建設理想的社會） 十、原始佛教與基督教：（解脫痛苦，訴諸上帝與訴諸自己的果位） 十一、 大乘佛教與基督教：（救度上的外力他力：菩薩救度在大乘起信論的內因外緣說。） 十二、 救度上外力因素：儒家與耶道佛比較：儒家有師友、佛教有菩薩及僧侶、耶教有教友神父牧師及上帝。 十三、 終極態度：互相理解與尊重。好的儒者不必否定上帝存在，如同對待道佛。好的基督徒不必強要儒家信仰耶教上帝或論說天道即是耶和華，自信俱足，要求自己，善待別人。 十四、 儒耶道佛皆是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