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政治哲學中的儒者形象

　　本文討論孟子的政治思想中對於儒者為官之道的具體理想：儒者是協助君王管理天下的管理者，儒者有自己的專業，是要君王向自己學習，而不是依憑君王的慾望而助紂為虐，要有自己的堅持與理想，因為儒者是要安定天下，國君向自己學習，甚至可以王天下，所以國君有志氣，就主動請教儒者，有不召之臣，不像小人為官，只為稻糧謀，只為顯赫自己而已。因此，儒者為官，若是理想不能實現，就辭官吧，這是孟子的堅持，也是儒者應有的風範，這一部分是孟子講述最多的，但孟子有他不世的口才，甚至能靠言論而獲得酬勞，一般人為家貧而入仕，又不能讓國君言聽計從，那就不要做大臣，做個小官也可以，於是，如果儒者都在地方做小官，照顧了地方一方方的水土眾民，也是極有貢獻於百姓的。儒者因為官治世而受俸祿，天經地義，這是儒者的巨大貢獻，有些索隱行怪的意見不必理會。孟子認為，為天下人民服務，君子就要動心忍性，增益不能，所以不應畏懼艱困，但儒者自有自己心中最後的標準，真正的快樂，其實還是仁義禮知的終極價值之維護，理想固然要追求並實現，但終極地說，還是居仁由義才是真正安心之道。

關鍵詞：儒家、聖賢、不召之臣、君子入仕之道、君子所樂、孟子

　　孟子的政治哲學建立了中國政治哲學的最高典範，作為國君，就是要行仁政、愛百姓，否則倒行逆施被推翻是絕對的，「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就是孟子政治哲學的立場，國君以人民生活的照顧為根本角色，若不能履行任務，則不能保住君位，被革命是可能的，而革命是合理的。關鍵就是，儒家的立場，就是為人民發言的，儒者自覺的立場就是協助君王管理天下、照顧百姓的專業政治經理人角色，自己不是統治者，而是管理階級，針對這個階級，有他應有的應對進退的原則，有他入仕、辭官的原則，從而形成了儒者的形象。本文之作，將以孟子文本中對這些議題的處理，作出整理、歸納、及討論，企圖建立孟子心目中標準的儒者的形象典範，以成為協助國君治理天下的最佳執行者。

　　在孟子的心目中，君王是統治者，孟子並沒有挑戰統治者應有的權威，而是界定統治者的任務角色，符合者可以成為好的諸侯王，甚至一統天下的天子。這個身分的統治者，是王族這個特殊族群，而不是一般的士子，一般人可以學習作為君子，以成為管理者，協助君王，但不是統治者。像舜和禹從平民變成君王是需要當任君王的邀請任命才可以的，這就是為什麼伊尹、周公沒有成為君王，雖然他們都一度握有如同君王的政治權力。君王之外的就是大臣，大臣不論是宗室或是知識分子位列大臣，要遵守的原理是一樣的，就是儒者的角色原理，宗室之臣以及外姓之臣唯一不同的是在變置君王的任務上，宗室之臣可以另立新君，而外姓之臣碰到暴虐之君就去國離職就是了，除非嚴重到必須發動革命以推翻他，推翻之後自己作君王，但這種推翻君王的人物大約自己也是宗室貴族。總之，除了作國君者之外，所有的政治管理人，也就是各階層各職位上的大臣、小官，對孟子而言，就是儒者應該扮演的角色，就是必須就是個儒者，不論宗室、外姓，或是平民為士者。這其中，做得最好達到極致的典範的就成了聖賢，聖賢中有伊尹、柳下惠、伯夷、孔子等人。至於國君，做得最好的就成了聖王，這其中就有堯、舜、禹、湯、文、武等，等於說，孟子為中國政治思想建立了理想的聖王的典範，這個典範，是藉由對於堯、舜、禹的禪讓，以及對於湯、武的革命而奠定的形象。至於聖賢，則是伊尹、孔子、柳下惠、伯夷等人。具體的對象是這幾位，但抽象的原理則散置各段文本之中。

　　本文之作，不以具體的特定人物為對象，而是要針對有官員身分的人物，進行討論，將孟子談到官員的角色扮演原理，落實為儒者的形象，因為儒者就是要為民服務，要管理國家，要協助君王，要落實行仁政、愛百姓的君王的職責。但是，儒者不是君王，不是統治者，而是被統治者任命為官的管理者。但是，任何的管理者都必須符合儒者的理想形象。

首先，儒者是治理國家的專業人士，在專業的面前，國君應該廳官員的話，而官員，當然應該以儒者自居。孟子說：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1]

孟子以治玉來比喻，若是國君得到一大塊璞玉，當然是要請專業玉匠來雕琢，如果此時國君要玉匠聽他國君的，那這塊玉還能雕琢得好嗎？當然是國君聽由玉匠的判斷，看這塊玉應該如何造型、如何光亮、如何曲線。也就是說，治理國家要靠專業，有一些人，自幼即學習治國之道，成長後就要實現理想，國君應該主動邀請，並且尊重其專長，聽其意見，而不是反過來馳騁私慾，讓臣下為己驅策，這就失去了大臣的專業了，若有這般臣子，則已非仲尼之徒，因為他只為自己的稻糧謀，以迎合君王的私慾為做官的目的，而不是發揮自己的專業知識，提出好的公共政策，追求百姓的幸福生活。

　　儒者既然以自己為專業的管理階級，那麼在治理國家的專業事務上，國君就應該尊重臣下，因此國君應有有「不召之臣」。當然，這個臣下必須是一位儒家的君子。以下，孟子將要更加提升儒者的形象，一旦儒者是大智慧的思想家、政論家的時候，不只國君應該要尊重他的專業，國君甚至應該向他學習，主動拜訪，而不是讓臣下來上朝，這就是所謂有「不召之臣」，代表了國君對君子儒者的最高度禮敬。孟子言：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今天下地醜(類)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2]

　　這段文本是說：君臣對待原理中，明君有「不召之臣」，君當禮賢下士，臣則敬重明君。本文中，孟子本來是要上朝見齊宣王的，然齊王假惺惺地差人來告知，說自己本來要來見孟子的，只是身體不舒服，可否請孟子來朝堂之上見之。孟子一聽，沒有誠意，乾脆說自己也生病了，不能前往。過幾天，友人家中有喪事，前往弔唁。齊王差來醫生要為孟子看病，孟子不在家中，家人驚恐，騙說孟子病好了，這會兒正在上朝的路上，同時請人趕快追上孟子，叫孟子別回家，直接去見齊王。孟子一聽，更不高興，但進退不得，只好待在朋友家中了。友人覺得孟子很奇怪，齊王敬重你，要請你入宮，為何你不願意，豈非自己不敬。這是第一回合。孟子回答：作為大臣，就是要向君王陳述仁義之道，也就是愛民政策，我自己不是先王之道不敢對君王講，而齊國的大臣卻不敢講仁義之道給他的國君聽，甚至還說國君不足以言仁義之道，意思就是說，國君根本自己不仁不義，我們講仁義之道他是聽不進去的，因此講了也沒用，不如不講。但是，對孟子而言，任何人都有仁義禮知之心，國君當然也是一樣，自己把國君當作必須講仁義治國之道的對象，這樣豈是不敬君王？孟子認為自己才是真正尊敬君王的人。這是第一段的討論，孟子比較像是好辯之士，硬持己見，不顧人家問的問題重點是甚麼，只顧陳述己見。但他的重點就是，我沒有不敬君王，要尊敬君王，就要跟他講仁義治國之道，這就是儒者的形象定位。

　　第二回合，友人明講，所說不敬之意不是講這個，而是說國君都來召請了還不去見，這樣就是不敬。此時，孟子提出了「不召之臣」的意見。先引曾子之言，國君有財富及爵位，而我有仁義之道，仁義才是最尊貴的東西。且天下尊貴者有三：爵位、年齡、道德。而要治理天下、照顧百姓只有靠道德而已。因此，真正想要治理天下胸懷大志的國君，必定有「不召之臣」，臣誠其然，但國君待臣之道是高度禮遇的，是自己往就請益的，不是議事於朝廷之上的。湯向伊尹請益，然後邀其為臣，事依其意，終王天下。齊桓公向管仲請益，然後延請治國，終霸天下。現在，環顧天下，各諸侯國之間，大家土地相當，卻沒有人能夠王天下，關鍵就是國君只是逞私慾，沒有理想，更糟糕的是，身邊的大臣只是聽命於國君，討好君王，君王說甚麼，大臣就奉命行事，而通常就是一些殘民以逞的侵略攻佔之事，而不是發揮儒者愛民治國的理想，因此沒有哪個國君能夠好好禮敬大臣，聽專家的話。湯的行誼，桓公的行誼，已不復見，管仲都不會被君王召見而是自去請益，何況理想比管仲高遠，追求伊尹佐湯一統天下的我呢。

　　此文見出，最有能力的儒者，不為官已，一旦為官，是以拯救天下為目的，是能協助君王一統天下的，其做法，當然是行仁政、愛百姓，推出好的公共政策，民富國治，成為天下典範，四方來歸，成其王道之治的。這樣的大臣，國君對他必是禮遇有加，成為不召之臣，關鍵還是國君自己的見識抱負。

　　孟子以這樣的大臣自居，而齊王不此之為，扭捏作態，不去見他也罷。

最傑出的儒者，是要為君王擘畫大政方針的人才，是君王要禮敬的對象，是君王要主動垂詢的人物，這樣的意思又見：

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客不悅曰：「弟子齋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3]

　　孟子去齊，有人想為君王挽留，立個功勞，殊不知，孟子不為求官，只為施展儒者的抱負，孟子坐著聽聽，也不想回應，乾脆躺下睡了，客人很抱怨，說以後不敢來見您了。孟子才告訴他，關鍵是，國君若是珍惜儒者，自然時時來請益，或派人來垂詢。若是沒有派人來請益垂詢，國君自己就非常不安心，生怕又做錯了甚麼事。但是若不是儒者，而是一般的小人，反而時時刻刻要去面見君王，生怕見得少了，漏了甚麼君王的心思，自己的地位就被超前了，於是心中忐忑不安。這就是儒者和小人的區別。儒者等待君王主動來問道，小人主動謁見國君求名求利。所以孟子告訴客人說，你若為我計，這樣是高抬我還是貶低我呢？也就是說，有本事你就去告訴國君，應該挽留我，並且以後要事事聽我的政策指導意見，這才是為我計，才是高抬我，而不叫我回頭去找齊王。

　　孟子這樣的態度，就是儒者對自己的自我形象定位，也是自我期許，合則來，不合則去，關鍵是國君自己的見識高低的問題，國君不肯重視儒者治國的理念，儒者去國是必然的。

　　孟子認為，儒者提出治國之道，要君王接受，而不是只求作官，事事聽命於國君，國君有擴充土地的慾望，就幫國君攻打他國，導致人民生活於水火之中，這豈是君子之所為，孟子言：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4]

　　景春羨慕合縱連橫者的顯耀地位，一怒而諸侯懼。孟子反譏之，他們不過是附和國君的慾望，所作所為只是造成天下紛亂，何嘗以百姓為念？孟子說，聽從丈夫之言是妾婦之角色，聽任國君的慾望且附和之就是妾婦而已，豈是大丈夫之所為。大丈夫得志就是安天下之民，不是自己耀武揚威讓天下畏懼的。筆者以為，讓天下畏懼是流氓行徑，讓天下安定才是君子所為，縱橫家只遂君欲，卻造成國際戰爭，百姓恐懼，戰死沙場，老弱死於溝壑，這只是小人，君子不為，這是何等心胸，豈是只為自己顯耀於當世，趾高氣揚之舉，而能稱為大丈夫的。真正的大丈夫，一心只為百姓，得志天下太平，不得志就息官返鄉安靜生活就是，決不為私慾而馳騁。「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由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5]

　　好的君王，不會仗勢地位高就輕視別人，賢者也是一樣，不會因為君王地位高就畏懼他，所以，君王必須有禮貌迎接對待，賢人才願意相見，否則見不到面。面都見不到了，賢人怎麼會委屈就任赴官呢？當然是更不可能為這樣沒禮貌的國君做官了。

　　孟子對於儒者為官，責任就是照顧百姓，至少不能讓人民因飢餓而遠離家鄉，若這樣就是失職，應該辭官不幹了。孟子言：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6]

　　孟子跟平陸大夫距心談話，問他如果衛兵守衛行進走錯行伍，那他們該怎麼辦？距心說當然予以免職呀。孟子說以此為標準，那麼你自己已經失職了，因為你是地方官，任務就是照顧百姓，結果你的百姓因為凶年飢餓，老人家餓死溝壑，壯年逃離家鄉，所以你跟那些衛兵一樣失職了。距心認為是凶年所致，不是自己的責任呀。孟子說如果有人托你放牧牛羊，你是任牛羊餓死？還是去找牧地和食物給牛羊呢？如果找不到牧地和糧草，是否該把牛羊還給人家呢？距心聽明白了，知道自己有責任，是失職了。此事孟子告訴了國君，國君也明白了，自認有過，因為國君的責任就是照顧天下百姓，但百姓離散，就是自己的責任。這就是孟子對儒者形象的定位，國君不論，儒者就是要出仕做官的，所以大臣就應該有儒者的形象，儒者就是認真照顧百姓，庶之富之教之，不行就要負責。同樣的原則如下：

孟子謂蚔鼃(音持挖)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蚔鼁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齊人曰：「所以為蚔鼁，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公都子以告。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7]

　　蚔鼃任官，有一段時間了，孟子問他有沒有跟君王提醒施政的良方，蚔鼃就去盡言責了，但君王不用，蚔鼃遂去官。此舉，符合孟子對儒者為官之原則。但有旁人不服氣，問孟子自己怎麼不辭官？光教別人辭官。孟子回答，有官職的人，該做甚麼就要做好，做不好就要自己辭官。有言責的官員就要盡言責，言而不聽，自己就辭官。但孟子自己沒有官職、沒有言責，那就沒有甚麼好要求自己的了，做甚麼都是綽綽有餘的。這一段話，還是在說做官就要負責把事情辦好，若辦不好，不要做官，既然如此，人為稻糧謀可以繼續做官嗎？對於這個問題，孟子也處理了，那就是就做做小官吧。

　　孟子認為，儒者為官，就是要協助君王行仁政，假使理想不能達成，就不必作官了，但是若為了養家活口，那就做個小官吧，職責較小，完成任務就可以安心接受微薄的俸祿了。孟子言：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8]

　　孟子說，作官是為了實現理想，而不是為了自己獲得俸祿，但如果家貧必須任職，有時候也是不得已必須作官。就像娶妻不是為了孝順父母，而是為了傳宗接代，但有時也必須請求妻子協助孝順父母，因為孝順父母是自己的事情。如果作官不能實現抱負，但為了解決溫飽，那就辭去大官不享厚祿而做個小官吧。就像孔子都作過小官，把該做的職掌任務完成就心安理得了。小官不宜高言，國家的事就不必管了，若是做大官，又不能匡正國君的政策，這是很可恥的。

　　由此看來，儒者就是抱負遠大，不為稻糧謀。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但為了自己的生計，就做個小官吧，在地方照顧一方水土的百姓，這樣也是有小小的貢獻的。不過，話說回來，君王願行仁政的機率是很小的，儒者因此居高官大位的機會也就很小了，依據孟子的要求標準，都只能做小官了。然而，正是地方小官都有儒者的身影，所以社會的基層才得穩定，不管高層如何政治鬥爭，儒者主政地方，百姓仍得安穩。這反而是儒者最好的出路了。

　　做官是為實現理想而不是為稻糧謀，當孟子要去齊時，齊王欲留還拒，問說如果留下一個宅子、一些薪酬讓您的弟子繼續教導我們，人告孟子，孟子婉拒，本來我的酬勞有十萬鍾，現在我走了，留下我的弟子受一萬鍾，若我有意此一萬鍾，那何須辭掉十萬鍾呢？孟子之所以去齊，就是因為齊王不能實施他的政策，君王不能接受我的政策，我就沒必要留任啦。更不必要為了一點點酬勞而留下我的學生，因為他們也是發揮不了作用的。孟子言：

孟子致為臣而歸。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己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古之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9]　

　　儒者是要安天下之民的，不是只為自己稻糧謀的。孟子去齊，尹士認為孟子這樣來而復去，根本就是不智，早不知道以湯武之道期許國君是不可行的，這就是識人不明，竟然還來了，豈非為求干祿。既然要走了，還遲遲其行，何必這樣慢吞吞的呢？孟子言：

孟子去齊。君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高子以告。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10]

　　對於尹士的責備，孟子回答，我來見齊王，是為實現我的抱負而來，但是失敗了，那就算了，雖然如此，還是很期待國君想通了，願意使用我的意見，召我回去，所以慢慢走，看有沒有轉圜的餘地，既然沒有再來召我，那就真的走了。如此而已。我本就為實現理想而來，我的理想就是安定天下百姓，藉由一國的良政，成為天下的典範，促使各國皆行此道，而安天下的百姓，如此才是王道，而不是以力服人的霸道，過去齊桓公就是以力服人的霸道，我追求的是以仁義服人的王道，我有這樣的理想，自然希望國君能聽進我的話，因此留下了很多的機會，那會像一般的小人，人家不聽你的意見，就生氣忿然離去，一天就走得遠遠的。

　　這一段話也是清楚地說明了儒者的抱負，是來追求王天下安百姓的理想，不是為了求官而已。

　　孟子去齊，為什麼？就是言而不聽，以下，不僅說出了君子去國之道，也說出了宗室變置國君的正當性。孟子言：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王勃然變乎色。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11]

　　齊宣王問大臣的角色，孟子提出了國君宗室的大臣和異姓知識分子的大臣兩種類型，當然兩類人都必須是君子、是儒者。宗室之臣，對於君王，有過則諫，反覆諫之不聽就把他換掉，因為要保宗室之國。若是外姓大臣，非宗室，不是統治者階級，那就去國吧。由此再證，孟子認為儒者為官，就是要提出專業治理國家的政策意見，內容絕對是行仁政、愛百姓，所以要時時建言，君王有過則諫，因為君王的存在也是為了照顧人民而設置的，若是諫言不聽，就沒有必要留在朝堂之上了，自己辭官可也。這當然也說明了王權政治的統治者身分的威權性，知識份子對他無可奈何，除非倒行逆施，殘民以逞，那才可以發動革命。

　　淳于髡是個厲害的角色，辯論的能力不亞於孟子。他向孟子提出挑戰，主要就是說孟子功業未建，就要去齊，這不是有仁德的君子所當為之事。《孟子》言：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未有名，已做實事。實先於名。)，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孟子)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綿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為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睹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　(孟子)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12]

　　淳于髡說：沒有名位也願意做實事的人，這是為百姓而做事的人。有了名位才願意做實事的人，這是為了自己的名位做事的人。現在先生您雖有了名位卻還沒有做出實際的政績，就要去國，這是仁者的做事風格嗎？孟子提出了伯夷、伊尹、柳下惠三位仁者的作風，也是人各不同，所以沒有一定要是怎樣的風格才是仁人君子的，只要有仁愛百姓之心，作法要應時而變，也要適合自己的個性。淳于髡說，你認為自己是賢人仁者，但是仁者賢人常常不一定對國家有利，魯國固有賢人，但國力削弱，賢人不一定有用啦。孟子說，賢人必定有用，百里奚在虞無用，在秦大用，就是賢人有用，言下之意，是君王是否明智的問題，而非賢人是否有用。淳于髡針對的就是孟子，想指責他是沒有實際功業能力的人，就說了一些例子，結論：有諸內必形諸外，也就是說孟子你在齊國沒有表現啦，也不算是賢人了。孟子以孔子為例，國君無禮，就可離去，孔子去魯，是為無禮，我孟子去齊，也是因為國君無禮，你了解不了解無所謂了。

　　孟子永遠堅持自己的理想，不為稻糧謀，不仿效小人之行，不能實現理想就不用當官領俸祿，這就是大儒的形象。

　　孟子談到君子做官，如何就任，如何去職。有哪些可以參考的因素。《孟子》言：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13]

　　孟子說了三種就仕以及去職的狀況，也就是君王是甚麼態度下我們可以上任，甚麼態度出現了我們就可以離職了。第一種，迎接有禮貌，也說了會實踐我們的建議，這樣可以上任，但之後禮貌還在，卻不實現我們的政策建議，這就是沒有誠意了，君子不必浪費時間在這個國家了，因為君子要的是理想的實現，而非僅是作官。第二種情況，以前講過甚麼政策獻給君王，君王還沒實踐，但很有禮貌地迎接你來，這樣可以就任，因為見到面以後可以再講，我們就是為了實現理想而來，但來了之後，政策還是沒有實現，甚至恭敬有禮的態度也沒了，這樣就可以離去了，表示根本不可能實現我們的理想了。第三種情況，自己沒飯吃快餓死了，國君認為雖然不能聽其言行其道，但總不能讓賢人在自己的國內餓死吧，於是施以財務的救濟，這樣也可以，免死嗎！但不是有可以實現的理想了。

　　孟子對人性觀察深刻，對君子的立場堅持，做官就是要實現理想，若是不能，不必在任，回家吃自己吧。

　　孟子的立場是儒者是專業政治管理人才，任務就是治理天下，但有農家人士指出，君王應該自己耕種養活自己，孟子以治理國家的專業更重要，貢獻更大，士農工商的分職，有其道理，孟子言：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編麻鞋)、織席以為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煮早餐及晚餐)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音府贈竄)，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14]

　　有農家人士自己耕種、編鞋、織席以換取生活所需，有儒家的子弟認為這樣才是君子之道，因為自己的生活所需是靠自己的勞動來換取的，換言之，儒者不事生產卻收取俸祿，這是不公平的。孟子反駁，他們這些人的生活，除了耕種、編鞋、織席以外，各種生活器物也是自己製作的嗎？答曰：當然不是，而是以自己生產的東西去換來的，因為作那麼多的東西會妨礙耕種編席織席。孟子說，既然如此，治理天下的事情難道不辛苦嗎？難道耕種、編鞋、織席不會影響治理天下的事業嗎？人間種種事，有大事有小事，一人生活之所需，百工之為備，如果甚麼東西都自己做，而不交換勞動成果，那每個人都奔忙於道途也做不完了。於是「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有人勞心，是管理階層，有人勞力，是被管理的階層，管理者的衣食奉養由勞力者提供，勞力者就負責奉養天下人，這是天下通義，這樣社會才能有效運行。孟子舉例：禹治洪水十餘年，三過家門而不入，難道他也要自己耕田養活自己嗎？而儒者治理天下，提出五倫之道，聖人關心百姓，提出種種政策，也有時間自己耕種養活自己嗎？聖人用心尋求治理天下的人才，堯找到舜、舜找到禹，孔子盛讚之，難道他們也有時間自己耕種才去飲食嗎？參見其言：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瀹濟漯(音月祭踏，掘濟水與漯水)，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己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15]

　　孟子主張，不必要要求君王以及管理者去耕田、織布、編鞋、織席，這些事自有勞力者為之，但天下安危、百姓教化的事情更為重要，這是君王的職責，也是儒者要追求的理想，勞心者治人，治人者食於人，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不必索隱行怪、矯情偽飾。同樣的意見又見：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尸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16]

　　公孫丑說君子不耕而食是尸位素餐，孟子說，儒者協助君王治理國家，若獲君重用，使得全國百姓可以獲得富貴禮樂的生活，子弟能夠有孝悌忠信的德行，這樣的治績，比起君子去耕食，哪一個效果更大呢？也就是說，儒者自有扮演的角色，對社會國家的重要性不可相比於耕種事養的工作，所以不必回到遠古時代小國寡民的社會，人口少事務小，地方主事者一樣是農民階級，自理生活的一切。然而，當社會發展人口暴增，國家群體的事務繁重，就需要有管理者階級出現，且需專業有素養的君子，否則人民身陷戰爭兵險之禍，豈不更難以生活。可見，農家思想是遠古社會的人民生活情態，自耕自食故是不錯，但社會發達以後，管理階級的任務艱鉅，治人者食於人，沒有甚麼不對，不必食苦不化驕情偽飾。

　　彭更對於孟子只是靠一張嘴就受食於諸侯，很是不滿，於是批評道：你老人家帶了那麼隨從，周遊各國，接受居處的招待，以及俸祿之養，這樣不太舒服了嗎？孟子言：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客館）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羡（多餘的）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劃破車蓋），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17]

　　孟子回答：如果儒者接受國家的奉養，卻沒有貢獻，這當然不可以，如果以非正道事君，也是不可以，但若為國君計謀，以道事君，那麼當然可以接受俸祿，就算是國君把天下交給自己，向舜接受堯之君位那樣，也沒有甚麼不可以的。彭更說，我的意思是你只是說話而已，又沒有真正做甚麼事情，卻接受奉養，這怎麼對呢？孟子說，儒者就是要國君行仁政，還要教育子弟孝悌忠信，這些貢獻，當然可以受奉養呀。就像工匠以其勞務器械之製作，而換取糧食一樣呀。彭更說：工匠幹活本來就是為了衣食奉養，難道儒者也是為了衣食奉養而接受君王的賜予嗎？孟子說，一人接受俸祿不是因為他的目的而獲得的，而是因為他的貢獻而獲得的。他有貢獻，所以國君賜食，你認為國君是因為他想要俸祿就給他俸祿，還是因為他有貢獻才給他俸祿的呢？彭更因為前面說了工匠是為食而來所以製作器械而得俸祿，所以回答孟子的反問時就說是因為目的動機而獲得社會的賞賜的。孟子說，如果有車匠制車為了求食，但是做得很爛，功能不彰，難道也要給他酬勞嗎？彭更說不給。孟子就說，所以還是因為他做的事情好不好、成功不成功，而不是因為他想要酬勞的目的就給他食祿呀。

　　換言之，孟子主張儒者提出治理國家的方案，這件事情本身是有貢獻於國家社會的，他獲得奉養是理所當然，他不是為奉養而來，而是為貢獻而來，因為有貢獻，所以得食祿，這是儒者當得之物。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閒，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18]

　　孟子舉出古聖先王的發跡，莫不是發跡於艱難困苦的環境中，只因為自己的堅持，百忍以圖成，才終成大器。所以說一個要承擔天下大事重責大任的大人，上天一定會給他許多的考驗，要讓他心裡承受苦痛，身體承受辛勞，忍飢耐渴，做事情還要讓他不順遂，目的就是為了增強他的心志，強化他的忍耐力，以及實踐力。犯錯就改過，有難能之事才能深思熟慮，看到別人的互動結果才深刻明白事業的進展。所以國家也是一樣，內無諫臣，外無敵國，就鬆懈喪志了，反而易於亡國。所以，憂患反而讓人茁壯，安樂反而讓人萎縮，甚至致死。同樣的意思又見：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疢疾。獨孤臣孼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19]

　　孟子說，人之所以有能力有德行，就是因為總是碰到艱難困苦之事，所以失去君父庇佑的臣子，因為憂患意識之故，反而更加努力，而成就更大。

　　孟子說，儒者就是要作官，做官就是要治理天下安定百姓，這才是最終目的，但是要先獲得君王的信任從而被任命，但要怎麼獲得君王的任命呢？孟子說：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20]

　　獲得君王的任命就要先獲得同儕的信任，要獲得同儕的信任就要先讓自己的親人喜悅，要讓親人喜悅就要先反身而誠，要反身而誠也是要先明白事理。所以，事事誠懇，才能感動人心。

　　君子有關心自己做不到的事業，但沒有擔憂自己的衣食之事。甚麼事要擔心呢？那就是能否為堯舜之道，也就是有沒有照顧天下的百姓，孟子言：

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　　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21]

　　君子一輩子都要憂慮是否不能協助君王行仁政、愛百姓，因為一心就是關心百姓的生活。舜能做到的事情就是我應該做的事情。至於個人的生活奉養，不是應該憂慮的事情。要注意的事情是自己的行為是否符合仁義道德，而不是衣食俸祿，所以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憂慮百姓生活，而不擔心自己的衣食俸祿。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22]

　　有些臣子做官只為效犬馬之勞於君王，事事以取悅國君為榮，國君歡喜了，他就喜悅了，這種人心中就只有自己的利益，而沒有百姓。有些臣子是為照顧百姓、保護國家而為官的，國泰民安了，他才喜悅。但還有天民者，只要他能施展抱負，就能夠安定天下，但必須要國君真心用他才行。若不行，就做個大人吧，以自己的言行為典範，讓天下人來自動效法。

　　以上，孟子講了這麼多的儒者為官的形象，至於他自己的內心世界呢？孟子講了君子之樂有三：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儒者真是小官哲學、王天下一句不能同意。）[23]

　　君子心中真正的快樂，是家人安好，是沒有羞恥，是教育子弟。至於王天下，那是君王該做的事情，用我就協助他，不用我也不強求，協助君王而王天下是一定可以成功的，並不是難事，成功了也不必興奮過頭，因為那是天下人的事情，至於我自己的事情呢？那還是家人、子弟、以及自己而已。

孟子曰：「廣土眾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雖大行(成功行於天下)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身心一致)。」[24]

　　儒者心中真正的價值是在仁義禮智根於心，做任何事情以此為標準，這就是我的本性，事情做到甚麼程度自有種種條件的配合，不一定事事完美，但盡心就好，就算事功彪炳，那也是本來可以達到的，雖喜樂之，但也不必過於動心，君子該有的態度就是，以身踐形，做一切符合仁義禮智的事業就好。

　　在孟子的自我角色期許中，儒者與君王的不同是甚麼呢？那就是，孟子不以君王為一切，甚至不覺得君王比自己高人一等，因為理想根本不同，《孟子》言：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堂高數仞，榱題(音催提、屋簷)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25]

　　跟國君說話，不必覺得他高高在上，甚至，國君可能是個沒有甚麼智慧見識的人物，他享受的東西，都是我沒有興趣的，他喜歡高大的房子，我若得志，這不是我要的，他喜歡豐盛的食物，眾人的服侍，這也不是我要的，他喜歡飲酒田獵，我也沒興趣，君子的心中，就是古代聖君賢相的理想，也就是百姓的幸福，所以當君王不能實現我的理想時，就離他而去吧，他不是甚麼偉大的人物，也不過是個庸碌之人而已。

　　孟子的政治哲學中，有對聖王的形象定位，這主要是從對舜的大孝以及善與人同、與人為善的典範而建立起來的，以及對於湯、武革命的作為而說的。孟子對聖賢的形象，個別地談了伊尹、孔子、柳下惠、伯夷、百里奚等人的作風。本文之作，則是進入孟子對儒者為官之道，及其應有的應對進退之道做出討論，可以見出，做官就是儒者實現抱負的管道，但有許多條件，正是這些儒者形象的建立，成就了兩千年中國政治哲學的理想目標，是凡儒者，主要就是孟子這樣的立場，只是個人命運及時代格局有所不同，展現了不同的進退風範，但作為儒者，孟子的為官之道就是本文所談的這些典範，它具有普世的價值，值得今人深思並嚮往。

[1] 謝冰瑩等編譯《新譯四書讀本》，台北，三民書局出版，2002年5版3刷，《孟子，梁惠王下》。

[2] 《孟子，公孫丑下》

[3] 《孟子公孫丑下》

[4] 《孟子滕文公下》

[5] 《孟子盡心上》

[6] 《孟子公孫丑下》

[7] 《孟子公孫丑下》

[8] 《孟子萬章下》

[9] 《孟子公孫丑下》

[10] 《孟子公孫丑下》

[11] 《孟子萬章下》

[12] 《孟子告子下》

[13] 《孟子告子下》

[14] 《孟子滕文公上》

[15] 《孟子滕文公上》

[16] 《孟子盡心上》

[17] 《孟子滕文公下》

[18] 《孟子告子下》

[19] 《孟子盡心上》

[20] 《孟子離婁上》

[21] 《孟子離婁下》

[22] 《孟子盡心上》

[23] 《孟子盡心上》

[24] 《孟子盡心上》

[25] 《孟子盡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