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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曲阜兩岸儒學會議
主題：從現代哲學研究的進路談儒學的創造與繼承
台大哲學系杜保瑞
報告綱要：
一、中國哲學界從二十世紀初年到二十一世紀初的現象：
（一）梁漱溟的理解
（二）熊十力的工作
（三）馮友蘭的任務
（四）牟宗三的成就
（五）大陸新儒家
（六）西方的研究
二、儒學在中國哲學傳統的角色功能與歷史發展
（一）先秦的儒學
（二）兩漢的儒學
（三）宋明的儒學
（四）當代的儒學
三、當前儒學發展的標的
（一）正確理解準確詮釋
（二）溝通三教交流西學
（三）正視體制全面啟用
（四）落實人倫端正教化
四、儒學理論的定位與前瞻
（一）比較中西建立特色
（二）溝通釋道平等三教
（三）周易六爻儒在二爻
五、結語
筆者是做中國哲學研究的專業，從大學部就在哲學系，然後在碩士班、博士班是做宋明儒學的研究，碩士論文談劉蕺山的哲學，博士論文談王船山的哲學。在我教書了以后，在研究與教學方面出入道佛，所以儒釋道都有接觸。筆者認為自己在做的比較重要的工作是在做中國哲學方法論的研究，實際上就是做中國哲學的研究方法的研究。我們在臺灣叫作「中國哲學方法論的研究」，大陸叫做「中國哲學合法性的研究」。也因為做方法論的研究，再加上常常做國學的講課，所以我大概慢慢形成了幾套我自己談中國哲學的解釋架構，以及談國學的詮釋的架構。
我們這個會議是談儒學的，我很榮幸能夠在曲阜談儒學，在這裡我很樂意跟大會報告，我實際上就是當地人，我父親是山東鄒縣人，所以，我老家就在隔壁。做儒學對我而言是我很重要的理想，也是很重要的一個使命。
以下，我分幾個主題來談我今天要報告的這個儒學的現代化的課題。
第一個，我想談一下二十世紀到二十一世紀初，整個中國儒學研究，就有哲學創造力的意義上，我們出現了哪些理論的成果；第二個，我想簡單回顧一下，儒學在中國歷史上的幾個階段，它們各自在理論上的重點；第三個跟第四個比較扣合我們今天的主題，尤其是第三個，我想談談當前儒學發展的標的，也就是研究儒學，目標應該放在哪幾個問題的解決上，哪幾個議題的討論上；第四個，我想處理一下比較方法論的問題，這是一個純哲學領域的問題，就是今天要做儒學理論的研究時，我個人認為應該做的一些重要的定位。
首先，儒學在二十世紀初期、中西文化剛開始交流的時候，第一位重要的哲學家是梁漱溟先生，他做了第一位當代新儒家，梁漱溟先生的工作其實是文化哲學或歷史哲學的，他認為，如果把中國哲學跟印度哲學跟西方哲學做一個比較的話，那麼中國哲學的代表就是儒家，印度哲學的代表就是佛教，西方哲學的代表當然是西方的哲學，甚至包括西方的科技，以及西方的民主政治等等。就這三個方向而言，他認為西方是先解決物質的問題，所以用科學的精神處理一切的事情，是凡人類文明中所需的事務中是靠科學能夠解決的以及物質能夠解決的，這就在西方的文明路向中達到最高潮。至於中國，是處理人際關係的問題，結果就成就了偉大的政治哲學。至於印度，那就是宗教問題，解決的是生死的問題。三個文明都有最高度的發展，若不碰頭，還將繼續下去，然而，時至二十世紀初期，從物質文明所展現的科技、軍事、武力而言，東方中國跟印度就不如西方了，於是乎，中國就陷入了苦難的命運，幾至亡國滅種的命運，關鍵是西方物質文明對東方的侵略。因此，中國第一步就要把所有西方的物質文明、科學文明完全的建立起來，並且，這其中並沒有根本能力缺乏的問題。但是，當這方面建立起來之後，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都應該追求中國人過去所達到的一個最高度的理想，那就是處理人的問題的哲學，也就是人際關系的哲學，也就是政治哲學的問題，就是說在政治問題上，中國儒家的哲學強調的「天下為公」、「天下太平」的這個理想，應該作為全人類共同追求的理想。這麼看來，這應該就是我們目前需要追求的重要理想。梁漱溟先生非常清楚地認知到，儒學在傳統上就是在政治哲學的問題意識上所達到的最高境界，雖然在中國的歷史上，很多時候沒有做得非常的好，但是它是人類在這個問題上所達到的一個最高的境界，所以現在的中國跟現在的世界各國都應該在國際政治的問題上取得一個和諧的關係，也就是儒家所倡的「天下為公」的理想，這就是梁漱溟先生所提出來的一個重點。最後，當人類科技也好、政治也好都達到了理想的境界之後，全世界的人類就都會走上佛教之路，亦即追求終極的生命解脫之道。而在歷史上的梁漱溟，卻在這本書中的觀點提出之後，進入了儒家的生命型態，推動鄉村建設運動，企圖從民間出發，將儒家價值信念，深植國人心中，以恢復國族命運。這就是梁漱溟文化哲學進路、鄉村建設進路型態的第一位當代新儒家的意義。
那麼熊十力的工作呢？熊十力是做儒學理論創作的，實際上是從儒家哲學的立場，透過儒佛辯證，重新建構一個儒學的理論體系。因為熊十力早期進入支那內學院做佛學研究，實際上是玄奘的古唯識學，熊十力在那個古唯識學派中做了許多研究，其實古唯識學有很多理論上不完備的地方，只是後來的如來藏思想都弭補了古唯識學的缺點，但熊十力所學的佛教思想就是那個有缺陷的唯識學，所以熊十力最後要從佛學出來進入儒學，所以對佛學提出很多批評，進而再透過佛學名相的解構，重新又建構了儒學的新理論體系，強調儒學才是最好的哲學。
我自己最近才寫了一篇熊十力跟印順法師在儒佛辯證的問題上的討論之文，我個人的立場是熊十力對佛學的理解有太多的偏差，太多的錯誤，關鍵是一個世界觀的問題，是接受不接受佛教世界觀的問題，所以我並不支持熊十力對佛學的解構、批評的工作，但我非常肯定也非常贊美熊十力先生所做的儒學理論建構的工作，畢竟這是在當代中國哲學上第一個正式將儒學理論強勢地建立起來的最重要的哲學體系，他的繼承者實際上就是牟宗三。
然後就是馮友蘭先生的工作，馮友蘭先生留學西方，所以對西方哲學比較了解。馮友蘭在談中國哲學的時候，用了一個極高明又道中庸的脈絡把中國哲學史上的各個學派做了排序的發展，高明表示談抽象原理，中庸表示談入世的建設事業，儒家的先秦儒學非常地中庸，因為處理人的問題。名家又非常高明，因為它處理抽象的問題。道家接受了名家的抽象的高明，但是又能夠統一有無的問題，所以極高明又道中庸。然後到了漢代儒學，具體落實在宇宙論的問題，馮友蘭就稍微貶抑了它們，因為不夠抽象。但是到了魏晉玄學，哲學的抽象度也非常的高，所以，總括了過去先秦儒道以迄所有的漢儒爭辯裏面的「有無、一多、本末、體用」等等的概念，在魏晉玄學做了一個統一，所以「有無、一多」等可以做一個統一，所以魏晉玄學達到了理論的高明。但是，禪宗哲學出現了以後，又高明于魏晉玄學，因為魏晉是「一多、有無、體用」的統一，但禪宗哲學呢，就是一即多，體即用，有即無，本即末。所以，挑水砍柴即是道，所以，在哲學問題的詮解上達到更高的成就。然而，宋明儒學出現了以後，又比禪宗哲學達到了一個更更高的成就，這個更更高的成就就是：宋明儒學家接受了禪宗哲學所有的這些名相的統一，但是不必入山修行，而是在現實世界經理天下、國家。所以真正的達到了極高明而道中庸的終極統一。在這個意義上，馮友蘭先生也是一位新儒家，而後來另外一個更重要的理論工作就是建立新理學，以朱熹哲學的名相做一個典範。吸收對傳統西方哲學的批評，然後建立一個中國哲學的「理、氣、道、大全」的宋明理學、朱熹哲學進路的新典範，建構了一個新的哲學，這是馮友蘭先生最高的理論成就。
牟宗三先生的成就，實際上就是辯證中西，然後辯證三教。在比較中西上，牟宗三先生認為中國哲學的特質在實踐，西方哲學的特質在思辨，實踐能夠證明思辨不能夠證明的東西，所以實踐哲學優於思辨哲學，因此中國哲學優於西方哲學。然後，在儒釋道三教的比較上，儒家是實有的立場，道佛都是虛無的立場，所以，實有又戰勝虛無，哲學就是應該為實有而奮戰。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肯定牟宗三先生在中西哲學比較的問題上，對中國哲學的特殊性的清楚的界定，但是對儒釋道三教的比較上，牟先生認為儒家是以實有對抗道佛的虛無，然而，道佛是虛無的這樣的一個界定，對道佛哲學的理解，筆者認為并不準確。不論是道家學派或是佛學的學派，也不會接受這樣的定位。所以，根本上來講，就是三教辯證的問題始終是中國哲學史內部的核心重要的問題，也是儒學發展上核心重要的問題，儒學史上的儒者始終要挑戰這個問題，但是儒學始終沒有辦法真正解決這個問題。所以，我待會要提出一個建議，儒學如何面對這個問題，以及解決這個問題。
最近有所謂的大陸新儒家的發展，企圖借由儒家哲學的經學式的建構，建構一個政治意識形態的儒學，這也是一個新方向的嘗試的努力。此外，現在又有非常多的西方學者也積極在做中國哲學的研究，在這些研究中會有各種西方哲學的問題意識進入中國哲學的討論裏，其中尤其是對儒學的研究的份量最多。對於這個現象，我覺得可以做一個比喻，就是當佛學進入中國的時候，研究佛學的中國學者借由對儒家跟道家的概念界定來談佛學的名相，但那是一個過度時期，那個時期叫作格義佛學時期，格義佛學時期的佛學研究成果是很淺薄的，後來佛學自己大放異彩以後，就擺脫了用儒道的名相以及儒道的問題意識來談佛學的做法，從此以後，儒家道家跟佛學的理論的差異就非常大了。我認為，現在西方哲學界對中國哲學的很多研究，在一個意義上還是西方哲學的問題意識，因而對中國哲學進行了一個格義中國哲學的研究，然其根本的目標方向還是西方哲學的，所以我認為這條路不是不能做，當然可以做，但必須認識清楚，它是西方學者必須要走的一條路，但我不認為它應該是中國學者適合走的路，或是需要去學習仿效的一個進路，因此那些作法就讓西方的學者來做就好了。當然，充分受到西學訓練的東方學者一樣也可以做，問題是，有所貢獻於中國哲學原本議題的理論創造的研究路線，還是應該是接續二十世紀馮友蘭、牟宗三等人的路向的研究方法的。
接著談第二個主題，儒學在中國傳統的角色功能跟歷史的發展，此處僅很簡單地講一下。
先秦的儒學，其實就是一個政治的儒學，就是告訴我們做官要怎麼做？在官場上做人要怎麼做？從而成為所有知識份子應該有的人格圖像，於是就建立了孔子的君子仁德胸懷，以及孟子的聖王與聖賢的典範。
孟子在這個問題上最明確的意見就是，儒者就是要要求君王行仁政、愛百姓的。假使達不到這個理想，就不要做大官，如果為了家貧要謀生活，那就做個小官也可以。但就從孟子的這樣一個立場，我們可以體會到，其實所有的儒者就是做小官是最好的，因為做大官不合適，做大官還要其它的十八般武藝，而儒者這種硬骨頭的精神，不太適合做大官。但一個真正的儒者若是在基層，在人民的第一線，他一定可以好好照顧一方水土，養活一方人，這就是所有的儒者都可以做到的事情。其實他們就是所有基層的公務員，所有基層的老師、軍人、警察，他們把這個角色扮演好了，不管高層怎樣鬥爭，國家還是可以穩定的，人民還是可以過上可以的生活的。
漢代的儒學是經學的儒學，也就是說借由儒學的理論建構以及詮釋，去談漢代的公共政策及立國精神，所以儒學在漢代的作用，可以說是漢王朝政治合法性的意識形態依據，在這個意義上，儒學從此在中國哲學和中國歷史上取得了最為重要的地位。
宋明的儒學，主要是面對三教辯證的問題，在和道佛的辯證中，儒學再度創作自己的理論體系，並宣示其優越性地位。但是，這個三教辯證的問題是辯不完的，一直到當代新儒學的出現，都還是在做這個辯證。因此，筆者要提出一個面對三教辯證的觀點，那就是，這個三教的辯證絕對是失敗的，三教誰也辯贏不了誰，因為問題不同，當然解答也不同。儒學有它的基礎，有它的立場，有它的功能，道佛也是。因此，不要再做三教辯證，儒學反而可以走更好的路，更清楚的路，因為基於辯證的關係，很多時候自己的立場就不得不變得十分頑固而不好變通了，這樣一來，就應用的角度言，就容易落入褊狹了。宋明儒學跟當代新儒學的工作都是在做三教辯證，當代新儒學的任務多了一項，就是中西哲學比較，在中西哲學比較的基礎上再做三教辯證，所以多了很多理論的招數，但是根本而言，還是沒有解決三教辯證的問題。
接下來要討論第三個主題：當前儒學發展的標的。
首先，就是要做正確理解與準確詮釋，這就需要一套好的研究與解釋的工具，而這一部分，西方哲學可以參考，但不能照搬，筆者在這個議題上有《中國哲學方法論》之作，接下去還有《中國哲學真理觀》的創作，此處不深談。其次，還是要繼續做溝通三教的工作，以及交流西學。交流西學就是說西方哲學做哲學理論的方法是理論性的講說的，所有的觀念你都可以講，但是觀念必須非常清楚地以理論層次的架構表達出來，以理論推理的方式把觀念清楚地講出來，這是西方哲學的優點，也是哲學之所以為哲學的特點與重點。我們今天做儒家、道家、佛教的哲學研究，都還是應該要追求這個理想，這就與所謂的國學研究有一對比了，筆者並不反對今天的華人社會可以用國學的態度來研究中國哲學儒家、道家、佛教，完全不反對，因為本來就該做這件事情，這是民族復興的根本，但是如果我們要做國際交流，如果要讓儒學再做更新的理論創造的話，那還是必須靠哲學的路，至於國學，它是可以落實在生活上的，但哲學的方式才能夠讓儒學有新的理論的創造。過去，熊十力也好、牟宗三也好，都是以哲學的方式才有新的儒學的理論的創作。當然，我們現在在做的所有的國學的努力都是對的，但那是對於傳統的優良文化讓它落實在生活實踐上的教育工作，而不是哲學創造，哲學創造是為了交通西學以及普世化、國際化的目的而做的。
就溝通三教的部分，儒、釋、道三學或是加上墨家、法家，其實它們都是面對了不同的問題，因而有了不同的功能與主張，筆者認為深入了解它們面對的不同問題，以及因此而理解它們所提出來的哲學理論的意義，然後正確地去運用它，這才是再一次的重新溝通三教，而不是永遠在做三教辯證。今天重要的是要去面對的是中西哲學辯證的問題，向西方學習，然後讓西方向東方學習，然後東西方都互蒙其益，這才是未來重要的理想。而不是還在做過去的儒釋道三教辯證的工作。過去的中國讀書人，花了很多的力氣用在儒釋道三教辯證的問題上，這是一場打了兩千年的架，卻到如今還沒打完，還要繼續打。筆者認為這個打架應該要停止了，不需要再去打了。各自定位清楚就好了，過去的衝突都是因為研究工具不好，彼此不了解，互相非議，一旦做好了正確理解、準確詮釋，教派的好勝衝突之事就再也不必要了。
然後，儒學呢，就是一個入世的哲學，就是維護社會體制的哲學，就是只要有社會體制，社會體制裏面的專業政治經理人就是儒者的角色，所以在孟子的立場上，每一個做官的人都必須是一個儒者，只有是個儒者才能把官做好，而做官的意思就不是統治者心態，而是一個專業的經理人的心態，所以最高的統治者能接受我的意見，那我就好好實現，如果不能接受的話，那我就辭官他去，我不要做這個官，因為做這個官就沒有意義啦，因為儒者不是為個人稻糧謀，儒者是為百姓謀，為天下謀，儒者認為社會體制的存在，國家的存在，在孟子的立場上，在儒家的立場上，就是行仁政，愛百姓，只有這樣的一個唯一的目標，才有國家存在的意義。至於道佛呢？老子是領導者無私欲的給而不取的哲學。莊子是自由人不要社會資源的個人工作室哲學。佛教是面對命運及生死問題的終極人生哲學。再來看儒學，它就是家國天下的社會體制的哲學，最正面直接入世的一家。
最後，儒家還是要去入世用世的，儒學的君子觀以及義利之辨就是政府官員最需要的價值理念，而它的孝順觀念以及服務的價值觀仍然是現代社會非常重要的功能，儒學的許多的人倫教化的觀念，過去有很多人會批評，覺得這些人倫教化的觀念好像食古不化，筆者認為，關鍵上還是沒有好好理解它的情境，例如三綱，大家對它的批評是它落入了道德殺人、禮教吃人的惡境中，但這事人病不是法病，在上位者自己修養不好卻要利用綱常去壓迫別人，但是所謂的綱常名教，卻是首先是在上位者自己要做好典範，自己做到了才去要求別人，才形成綱常的，因此要在情境中了解儒家的話語，才不會誤解以及濫用。儒學是非常注重人類的情感的內在真實性的，從家庭親情中找到生命的價值跟定位，因此把握儒學的價值觀，就可以有一個良好的人際關系的角色扮演，主要就是五倫等等，這些觀念都是來自於人類最基本的在家庭的孝順親情的發展，一個在家能夠孝順父母的人，能夠友愛兄弟的人，在社會上做再大的官也還是會愛百姓的；一個在家裏不能孝順父母，不能友愛兄弟的人，做再大的官，愛百姓恐怕都是假的，他是會犧牲人民的利益，而只追求個人的權勢財富的。這是儒學最重要的一個基於人性、人情的價值立場，所以我們今天恢復儒學，還是要恢復家庭的倫理教育，還是要強調家庭的教化，這才是儒學最核心的一個角色，也是它之所以永恒地屹立不搖的關鍵，從家庭以致社會國家的維護，這個立場，在三教辯證問題上，以及在中西哲學比較的議題上，正是儒學之所以永恒屹立的真正重點。
第四，儒學理論的定位與前瞻：
最後要討論理論上的問題，中西哲學在做比較上的時候，儒家哲學，或儒釋道哲學，其實都是實踐哲學。實踐哲學是為了追求理想完美的人格，為了追求理想完美的人格，所以它有一個理想完美人格的理論，就是境界哲學，就是講聖人講君子的形象的，為了追求這個理想完美的人格，它又有一個修養論，有一個修煉論，有一個修行論，也就是有工夫論。學儒家，學道家，學佛家都是要改正自己的缺點，提升自己的能力，自己要做工夫才叫做學，不是拿了這些概念，然後做一些討論就完了。《菜根譚》就說「讀古人書，心地要乾凈」，如果不乾凈的話呢，就是「藉寇兵、資盜糧」，就是讓你所做的壞事多了很多合理化的理由。所以，儒學是一個實踐的哲學，道佛也是，在這個意義上，東方哲學跟西方哲學是有所不同的，這是它最重要的一個特點。至於儒釋道三教之間，那就是應該要平等地對待，清楚地溝通。
最後，我就借用周易六爻的架構，來談談我剛剛所講的儒學的定位，儒者就應該在第二爻的位置上，也就是在基層為天下百姓服務。周易有六爻，第一爻是新近人員，我們可以把它比喻成所有的基層的百姓，如果站在基層百姓的立場，那當然是非攻、甚至是非樂，也不必那麼多的禮儀，因為這些跟我吃飽肚子沒有什麼關系，當然也不應該厚葬，因為那些東西留給我日常生活用多好呢？所以，墨家哲學由此可以理解，它完全是站在基層百姓的眼光看自己生活的所需，而對政府的高層，對國家提出了這樣的一個要求。所以，墨家哲學的理論的合理性跟合法性的基礎，就是第一爻的人民大眾。
但儒家哲學呢，儒者都是自許為知識分子，這樣的一個知識分子，是要要求君王行仁政、愛百姓的，所以他們要協助君王管理政治，儒者要做一個專業的政治管理人，他的目標還是面向群眾，面向百姓，而他也有他自己的理想要實現。所以當儒家學者在實現他的理想的時候，一定是國家政治同時實現，而個人的生命也同時實現。如果國家政治沒有實現，個人生命再怎麼挺立昂揚，總是覺得遺憾，總是覺得惆悵的。雖然如此，「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但是儒家還可以說「達則兼善天下，窮則兼善萬世」，就是說政治上不得意的時候生命還是要有出路，淑世的理想仍不可廢，那就去教書做學問留下理論吧，不能立功就立德、立言吧，當然，這大概只有孔、孟做得到「窮則兼善萬世」。所以呢，儒者達時是自己的成功，也是國家的成功，儒者窮時是自己成功，卻是天下萬世的成功。
但是到了第三爻，上不上，下不下，心情不太好，易經通常就說這時候是非常凶險的，這時候我們就應該意識到，其實莊子哲學就是在這個夾縫當中最好的出路，莊子自己就是一個第三爻的角色，當一個人在基層到了資深的階段以後，做公家的事情花很少的力氣，很多的時間用在自己的身上，只要你滿腦子沒有強大的權力意識，還非往上攀升不可的話，你在第三爻就剛好是提早進入了快樂生活的階段，莊子講「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人生是必須工作的，但最後是會退休的，退休之後還有很長的時間，這時候就要讓自己過快樂的生活，如果進入了第三爻，有莊子哲學的智慧的話，他會是非常快樂。只是周易六十四卦的第三爻多半是凶險的，因為多半都想要繼續升官，在升不了官的時候就非常地不愉快，既會指責第二爻的小官，也會指責第四爻的大官，所以會讓自己受傷，然而一旦有了出世的智慧，出路就有了，因此到了第三爻一定要有莊子的心靈。
到了第四爻，我以為這就是道家老子的哲學，做大官就一定要圓融謙虛，這就是第四爻的哲學，第四爻在中央，在國君旁邊的一個幕僚長、秘書長、或是一級機關的首長，做大官的人永遠要理解一個關鍵點，那就是你絕對必須與小人共舞，小人通常更快爬到高位，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小人在高位呢？那是因為君王固然會有好的一面，但是也有壞的一面，那個壞的一面，就需要小人去伺候，君王要是沒有小人環伺，那君王絕對變成聖王，那做大官的人就都可以是儒者了。但是歷史常常不給儒者這樣的機會，所以儒者到了第四爻，一定要有老子的哲學，老子哲學的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我要照顧百姓，但我懂得應付君王，我懂得周旋我旁邊的權臣豪強。所以，有功勞一定是國君的，有權利一定要跟同事分享，有利益一定是給自己的幹部的，創造出來的資源，就給所有的人民百姓客戶大眾。所有想要做大官的人，只要懂得利益不要放在自己的口袋裏，利益跟別人分享，利益通通送出去，但就是一直努力做事，辛苦的事我來做，利益絕對不要去搶，那麼你就永遠可以待在大官的位置上了。所以筆者認為，老子哲學是一個領導者的哲學，並且是做大官的哲學。但是儒者呢，當他們在這個位置上的時候，常常忍不下這口氣，所以就沒有辦法一直停留在那裏。因此，能夠待在那個位置上的，一定是忍得下來的人，那也就是老子的智慧才能做得到，給，給而不取，就能做大官，從而照顧百姓，實現理想。
到了第五爻，其實就是國君。在中國哲學的學派裏，為國君講話的就是法家哲學，國君為什麼要替他講話呢？因為國君是個很危險的行業，韓非說，歷代國君生病而死的不到二分之一，也就是說都是被幹掉的，多數都是任上被殺死的，所以國君保護自己的命是很重要的，其次就是要保護自己的國家，國君要保命以及保國，就要賞罰二柄，以及法術勢三策。所以法家哲學有它重要的功能，法家就是在國君的位置上思考的，天下只有一個人是國君，這時所要思考的問題，跟在第二爻的儒者所思考的問題其實是不一樣的，也跟在第四爻的大官所思考的問題也不一樣的。大官可以不必有太大的權力，只要讓我做大事就可以了，但是國君如果沒有了權力，他的位子就不保了，國君沒有權力，國家就會動亂，小人就會上來，國政沒有掌握好，國家就混亂了。所以，以前讀書人常常講陽儒陰法，好像不太好，但筆者認為，陽儒陰法還是非常有道理的。只是儒為陽，德政為主，但仍是需要刑罰為輔的。
人到了第六爻，也就是快要退休的時候，這時候自己一定要去思考生命的問題，包括自己的命運，要思考自己一生的得失。還有什麼沒有做好、沒有做對的事情，趕快去彌補，每一個人都要走上自己人生的最後一步，人生的最後一步就是死亡，人死後會不會有生命呢？死後會不會有靈魂呢？我這一生的命運的結果是什麼？要對這些問題做一個總結，在這個問題上，事實上就是佛教哲學深刻地給了我們清楚的答案。梁漱溟先生就說，當所有的人都做了儒家，而天下也大治了，天下為公了，所有的人都幸福快樂了，沒有任何活上的問題要疑惑了，沒有甚麼事情還需要擔憂了的時候，人還是有最後一個問題，就是可不可以生而沒有老病死的痛苦呢？面對這個問題，佛教哲學面對了，也給了答案，當然信不信是一回事，但這個問題有答案的就只能是在宗教哲學中去尋找了。所以本文要提出一個觀點，就是儒、釋、道哲學各有它面對的不同問題，以及解決的智慧方案，三家都是非常經典、非常好的，本文提出這個方式的認識模式來恢復傳統文化，恢復傳統中國哲學中的理論功能，這應該才是一個更好的康莊大道。
最後，小結一下，就三教而言，儒學是社會政經體制的基礎，所以建設社會國家，首先必須是儒家的理想，儒家的理想實現了，才會有莊子的逍遙自由，也才可能真正地落實了菩薩道的境界，但是今天的社會體制，並沒有過去的科舉考試這種以儒家經典為中心的制度，所以儒生的社群難以形成，然而，儒學是做官者的哲學，儒學是兩千年文化傳統的積澱，是凡中國的知識分子，心中都應該要有儒學，都應該自覺地要去做個儒者，如若不然，那它算個甚麼官員呢？不愛百姓，不顧孝悌忠信，能做得好官嗎？因此，不去恢復優良的傳統文化則已，若要去恢復它，首先就是儒家的復興，但是儒家的復興不是成立甚麼儒學理論的新學派就好了，而是在國學的教化中讓國人能夠人人自覺地去做個君子，這才是重點中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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