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去齊的義理攻防與孟子談為官之道
上海交通大學哲學系杜保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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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去齊的義理攻防與孟子談為官之道＞[1]
上海交通大學哲學系特聘教授杜保瑞
一、 前言：
孟子哲學，真中國政治哲學之核心精粹，其意旨主在：國家存在的目的在照顧百姓，國君的作為必須以行仁政、愛百姓為主，為官之道在協助君王治理國家，百姓豐衣足食則國家必定昌盛，反之衰敗、甚至被推翻都是常有的。可以說，孟子在最高價值標的上定位了政治哲學的核心課題，政治就是為民服務的政治，而不是為滿足國君私慾的政治。當然，政治的議題尚有許多面向：君王御下之道、君權更迭之法、政體制度儀軌、官員晉用原則、君臣對待之禮、國際政治邏輯等等，孟子當然沒有全數討論，但在國家存在目的、國君角色原理、君子入仕之道、君臣對待之禮等等，倒是孟子大力倡說的重點。本文之作，將集中討論君子入仕之道，也就是孟子所建立的為官之道，當然，這一部分的討論必須建立在國家存在的前提、個人生命的意義、君臣對待的原理等問題的解決上，這些，孟子的意見就是，國家以為民服務為目的，個人以成君子聖賢為目的，君王應該尊重賢能的大臣。
在這些根本前提下，本文就將討論接下來的一個問題，那就是，君子的入仕之道。作為一個儒者，就是有理想人，有理想的人就是願意服務社會的人，這就與一般人之只求自利是有所區別了，更與小人甚至為了自利而損人者大不相同了。既然要服務社會以做君子，則入仕為官就是最積極的出路。雖然如此，儒者做官，是要成就自己，也是要成就國家，也就是儒者為官是有雙重的目的性的，那就是成就自己的人生意義的同時，完成了國家的建設，而建設國家以為人民服務就是自己的人生意義，做官是其中最積極的出路，但是，卻不是唯一的出路，也不是絕對的出路。因為，戰亂時期未必有機會為官，而國君無道時也不應該為官，因此，儒者何時為官？何時去職？這成了儒家政治哲學與個人修養論中的一大重要問題，孟子在這個問題上就是有最多的發言，可以說中國人的官箴，就在孟子政治思想的入仕之道裡。
本文之討論，將從孟子人生中的一個重要的事件說起，那就是孟子去齊，為了去齊，不知道有多少官員和說客自我動員以與孟子一辯，包括君王自己的話術，動機各自不一，但藉由孟子自己的說明與反駁，便可以看到孟子對為官之道的思路，本文將先集中討論這個問題，之後再進入孟子討論為官之道、入仕原理的文字，最後，筆者要將孟子對做官的態度和法家與老子做個比較，並將指出：法家把自己當作工具，一心只有國家的利益；老子把人民當作目的，完全沒有個人的利益；儒家把自己和人民都當作目的，主張在成就自己的前提下才有成就國家的可能。各種道理如何定位？本文將予說明。
二、 齊王與孟子論去國
孟子欲去齊，齊王親自交談，但誠意不足，文中展開了一些君臣對待之原理、大臣為官之道、君子入仕之道的討論，還涉及壟斷為官利益的進退之道的申說。參見：
孟子致為臣而歸。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己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古之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2]
孟子已辭官離朝，齊王首先去找孟子，表達了送行的禮貌，說了難得有了您來我朝論政，惜又將它去，希望以後還有機會再向您請益的客氣話。其實，對於孟子而言，重點是要重用他的政策思想，而不是僅表達君臣禮節，這種禮貌上的往來，也等於是已經拒絕重用孟子的王道政治思想了。孟子則表示：來和您說些話，提些建議，本來就是我的心願。孟子的講話也算是禮貌往來，沒有罵人，但也等於是說：好話已經說盡，再多說也沒有用了的意思。
之後齊王請他人來提建議，是不是可以在國中留個館舍給孟子，讓弟子某人駐下，等於辦個顧問室、研究中心，要撥經費的，有事可以來諮詢？孟子就開講了：做官提建議為君王辦事是臣下該為之事，但目的是實現儒者的抱負，就是協助君王治理天下行仁政、愛百姓，不是一味只為了自己做官，若是意見不合就算了，不必還要留下個小位子領領薪水擺個樣子，這就等於像做生意又壟斷一個行業的事了。可見，孟子藉此又強烈地主張，我儒者從政是要實現理想，而不是為自己稻糧謀，理想不得實現，就棄官它去，而不是不受重用後還想要委屈個小位子。於是，孟子斷然拒絕了。此舉，等於也沒替子弟找工作了，官場上卡位謀職司空見慣，位子都自動送上門來還拒絕，孟子真英雄氣重也。
三、 說客與孟子論去國
孟子去齊，許多人想爭功留他，因為此舉與世俗為官之道不符，也很不給君王面子，說客的這一段談話，討論了政治哲學上的君臣對待原理，以及君子為何不仕而去國的道理。參見：
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客不悅曰：「弟子齋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3]
這一段故事生動有趣。孟子連齊王都不買單了，就有小朋友想要借他建功，實在很煩，懶得理他，讓他自討沒趣而去，就躺在桌邊睡大覺。說客卻一本正經，自己以為誠懇，還責備了孟子一下，講講氣話，我這麼有禮貌來找你，沒想到你竟然這樣無禮地對待，我也後也不敢來見你了，我倒要看看以後誰還敢見你，（其實排隊求見的人還一大堆呢）。孟子以子思和魯君的對待模式告誡之，魯君重視儒家長者，時時派人到子思身邊請益國是，深怕子思對魯國的施政有所不滿，等於自己於德行上有虧，也表示魯君是行仁政、愛百姓之明君了。這就是儒者的君臣關係，若是一班小人之臣，反而是時時要派人打聽君王的動向好惡，以免跟不上政治風向，自己擔心害怕，這就是不同之處。我孟子是等國君來求問的儒者，不是要巴望官位的小人，你這樣勸請我回去，是把我當子思般地尊重，還是把我畫歸泄柳、申詳之徒呢？到底是你對我不禮貌？還是我對你不禮貌呢？可以說，真正的君子儒，他的禮貌原則和世俗的禮貌原則是不同的，是君王愛民求賢才是儒者願意接受的禮貌，而不是汲汲求官尊上的小人禮節。
四、 尹士與孟子論去國
孟子去齊已成定局，這給朝中各人等於打了一記耳光，孟子你好清高，那我們都是庸人了，這可不行，得挫挫你的銳氣。這一段義理攻防，談了政治哲學中的君臣對待之原理、君子去國之原理。提到為何去國遲遲而行，是因為盼王改之，至於君子入仕之道，本在愛國為民，因此對於去國之舉，就坦然面對眾人的誤解啦。參見：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高子以告。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4]
尹士的辯術是犀利的，不過談到辯論，同時代人沒有能超過孟子的。尹士說：「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看來孟子的思想，眾人皆知，以湯武期許齊王，就是儒者的標誌。尹士就說，但你看錯了齊王，就表示你識人不明，能力不行。這一說，把齊王的形象給犧牲了，最好這一句沒有被傳回宮裡，否則尹士也討不了好。「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但你既知其非是可以期待之君王，卻還是來了，那你不就是為了做官而來的嗎？還有甚麼高明可說的？做官都是干澤，這就是世人的通病，這也正是儒者要改變的心態，做官是為愛民治國，不是為自己干澤，尹士等於把自己拖下水了，洩漏了自己與一般世人一樣地低俗而已。「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後來既然你要走了，卻走得如此緩慢，搞得大家看戲落不了幕，你是在做假嗎？尹士把這種畫拿出來講等於就是直接人身攻擊了，表示你孟子根本做假動作，還在貪戀。
換邊發球。
孟子說來見齊王是我的理想，我不能有理想嗎？追求理想才是我來齊之意，可惜實現不了只好他去，此誠非我所願。孟子是用理想告訴尹士，儒者做事是為了理想，不是如世俗中人只為利益而已。至於我慢慢走是還懷抱期待之心，也是保持給君王機會，何必像小人一樣，好像吵架不快，恨你入骨，狂步疾走，一秒鐘都不想再見到你，以示自尊。孟子這番話還是把君王放在眼裡，很顧及禮貌，說得尹士啞口無言，自認為小。
可見，辯論不是找到攻擊點就可以濫施話術，而是要有中心思想，立足點站穩，自可肆應無窮，而這個立足點就是理想，愛民治國的儒者理想，以及禮貌，對君王的禮貌，慢慢走雖然被尹士譏笑，但卻顯示了是對君王的禮貌，至少在政治傾輒時，這樣講話才是安全的，免得惹到了老虎，因小失大。
五、 充虞與孟子論去國
孟子的弟子充虞關心老師去齊時的心情，孟子的回答說明了自己的心境。這一段的討論是政治哲學中的君臣對待之原理，以及大臣為官之道，和孟子的自我定位，那就是：對於入仕之道，若是時運不濟時，宜當自化。參見：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5]
弟子覺得老師心情不好，關心地詢問，老師卻夸夸其談，大談自己的心境。不過，事實上老師愉快不愉快？這絕對不是重點。重點是義理，是談對自己的角色期許，也是談一位學有所成的儒者，對人生道路選擇的想法。孟子前後兩段話都是深刻且重要的。「君子不怨天，不尤人。」也就是說價值理想自在我心，它也是天道的價值，但時代的變化莫測，人們不一定碰到好的機運，這就不必怨恨了，「不怨天，不尤人」，「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如此說來，天道價值固然與人性本質一致，人也應該服從這個天道價值，但是世局的流行變化卻不一定總是彰顯這個天道的價值，人生其中，就是在順境、逆境都要自己掌握，順境就達，逆境就窮，不論順逆，都有價值指引，都有該為不該為的明確目標，天道的價值是永恆的，至於個人的現實處境之好壞這和天道是不矛盾的。
另一段談五百年只是一個簡單的歷史哲學，也沒有提供根據，就是孟子自認為的而已，不過以他個人的天賦領悟，他絕對是這樣相信的，不只是他對自己是名士有所期許，也還有王者可以期待。至於「舍我其誰也？」的豪氣，正是儒者應有的自信與承擔。最後，孟子到底是生氣了沒有？這一點也不重要。心情當然不快，但路是自己選的，沒有抱怨，更沒有患得患失。
六、 公孫丑與孟子論去齊
公孫丑作為儒生，孟子的弟子，知道儒者就是要做官服務的，但老師竟然辭官了，於是提出儒門內部的質疑，這一段政治哲學的討論，說明了君臣對待之原理、君子去國之原理，關鍵就是：不仕即不受祿，亦即：入仕之道，無功不受祿。參見：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6]
儒生就是要進入官場服務人民效忠君王的，擔任了官職從而接受俸祿，但孟子不受祿，也就是不做官了，於是弟子質疑老師為何不受祿？孟子答曰：不是絕對不受祿，只是有了去志，才不受祿的。至於為何有去志？當然是齊王並未執行孟子的王道政治，但雖然要離去，在有任務在身的時候也不宜斷然即去，要等到任務完成，眼看君王不會改變政策，這才離去，這才不受祿了。一時不能走開，不代表想要留下來，到了可以離開的時候，自然就是要走了。
七、 淳于髡與孟子論去齊
淳于髡是更為犀利的辯論家，只是胸懷與孟子不類。本段文字的政治哲學討論，重點在治國之原理：是要君王願意以仁義之道治國，而不是個別政治人物可以一手撐天的。參見：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7]
淳于髡問「男女授受不親」以及「嫂溺援之以手」，這都是千古名句了。淳于髡之意就是，「男女授受不親」固然是禮，是經，也就是君臣意見不一即去固然有理，但「嫂溺援之以手」，是危急時的必要措施，是權，亦即天下蒼生要有人救，你孟先生豈可棄國他去？
孟子的回答是，「天下溺」要「援之以道」，亦即要君王行仁政、愛百姓，君王行王道之治，重用儒者賢臣，則必可一統天下。若是君王不行，任何人也沒有辦法獨立拯救天下，「手援天下」就是杯水車薪，螳臂擋車，成不了事的。
這一段談話，表示孟子還是最看重君權的作用的，並對君王的角色有絕對的要求以及期許，只是時逢春秋戰國，臣子有他國可去，此地不行就辟地，希望另求明君，若有明君，助其治國，行以王道，才能一統天下，照拂萬民。
這一段攻防，淳于髡設下了辯論的陷阱，但孟子拉高思考的層次，問題不在君子是否願意拯救天下？而是在君王是否願意行仁政、愛百姓？既擺脫糾纏，更深入政治哲學的核心、國家存在的目的、以及君王的角色扮演。
以上是孟子去齊的義理攻防，以下進入孟子論君子入仕之道。
八、 孟子向齊宣王談致仕之道及儒者專業經理人的角色
做官就是要把事情辦好，地方官員就是要照顧地方民眾的生計，若是不能做好，必須辭官，甚至受罰，同理，國君必須照顧好天下百姓，否則就是失職。這一段文字的政治哲學，談得是治國之原理以及任官之原理，同時上升到君王之角色，以及君臣不同的職責，都應各司其職，君臣皆是有責者。參見：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8]
把妻子託給朋友照顧，朋友卻沒有照顧好，這樣的朋友可以停止交往了。孟子和齊宣王講了這一段，齊宣王自己說這樣的朋友可以棄去了。孟子又問，若是地方官員不能把部屬管理好呢？齊宣王說這樣的地方官員就要被罷官了。也就是說，甚麼職務就要做甚麼事情。因此，君王亦然，若是國境之內政治昏暗，那這就是君王的失職了，孟子問：「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結果是：「王顧左右而言他」，這就是一時答不上來只好岔開話題，現場顯然是十分尷尬的。不過，孟子此舉是十分危險的，時代不同，之後的王朝君王，可容不下任何大臣如此直逼君上顏面吧。當然，這也正反映了那個時代的孟子，有其「說大人則藐之」的氣概，有其「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的從容，也正是因著這樣的一份自信與氣勢，才有孟子下開兩千年儒者頂天立地的豪氣。
這一段談話還有續集，這是政治哲學中一個儒者角色的最重要原則，那就是在治國之原理中，在君臣之對待關係上，君王要尊重臣子的治國專業，也就是說：君王之道，任賢使能，不可屈人之長。參見：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9]
這一段文字是說，做甚麼事情都要找專業人士來做，就像工匠，蓋大房子要找巨木，沒有使用巨木，就蓋不了大房子，這就不是一位專業的好的工匠了。雕琢玉石亦然，好的玉匠看到璞玉，見其紋路質地，就知道該雕成甚麼，如果有人對他指指點點，一味以自己的喜好要求玉匠雕出其形，這位指揮者就不是一位好的長官了。這就是在說國君和儒者之間的關係，儒者自幼習文，禮樂射御書數，詩書易禮樂春秋，就是在學習治理國家的專業知識體系，一旦受命於君王，必竭盡其力發揮所長，治國就是推出好的政策福國利民，國際關係上就是敦親睦鄰，對天下百姓就是「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可惜，一般國君都不能愛百姓，又要窮兵黷武，搶奪別人土地生命財產，這是教儒者如何為國，其實儒者才是真正知道如何為國的專業政治經理人，國君的那些作法最終沒有不導致國弱兵疲、終至亡失其國的。這一段文字就決定了儒者就是要協助國君治理國家，扮演專業政治經理人的角色的。
九、 孟子與景丑氏談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
本文就是孟子表達「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的一段文字，這一段文字中的政治哲學，討論了君臣對待之原理，講明了君有不召之臣，關鍵就是，國君應當禮賢下士，臣則敬重明君，而更更重要的還是儒者的角色扮演，那就是，賢明的儒者是治國的引路人，只有聽從儒者的指導性意見，才有一統天下、王道政治的可能，因此國君對大儒之臣，必是無上的禮敬。參見：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今天下地醜(類)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10]
這一段文字本身就故事性很強，把孟子剛強的個性鮮明地顯現出來了。本來孟子好端端地就是要去朝見齊王了，但齊王卻扭扭捏捏的派人來說自己本來要來看您的，卻因為感冒了所以不得已是否請您來朝堂上我們見面談談呢？孟子一聽就知道君王的態度不誠懇，那麼這一去，也談不成甚麼理想了，因為孟子不是像後來的一些說客般，只為滿足君王私欲好惡，然後提出方案，求其採用，一味討好君王的。孟子是要把自己一套儒家治國的方略教給君王，君王必須願意受教，否則去了也是無用。由於孟子已經心中明白這位齊王不能是採納自己意見的明君，因此也不必去了，但禮貌上不能說自己不去，只能說自己剛剛好非常不巧地也感冒了，這一天就不去了。第一回合。
第二回合，朋友家有喪事，孟子前往問吊，弟子擔心地問道，你前幾天說生病了，今天怎麼好出門呢？孟子才不管這事，病好了怎麼不可以出門？結果君王遣醫來家問疾，看來君王的扭捏之中還是有一定的敬意在，還想依著之前的劇本繼續演下去。家人一看，糟糕，老人家出門了，只好撒個謊，說病好了，已經去見君王了。這一下就急遣多路人馬路上攔人，您可千萬不能回家，家裡有朝廷上的人在等著，必須直接去王宮見君，家人一邊說著還一邊興奮著，我家老人就要面君了。但孟子骨頭太硬，硬是不肯去，家又回不得，回去就等於當面撒了生病的謊，不得已只好躲到另一位朋友家中。這是第二回合。
第三回合，與朋友景丑展開了政治哲學的討論。首先，朋友景丑勸孟子，一是父子講恩、二是君臣講敬，君王兩次來請，顯然禮敬有加，倒是先生您不去面君是不禮貌了。孟子強詞：齊國大臣都不以仁義之道面君陳詞，我非仁義之道不敢陳於王前，因此實際上是齊人不如我敬王，我骨子裡才是真正尊敬君王的人。景丑說我講的不是你心裡想跟齊王講的話充滿了仁義之道故而高看君王，我講的是「君命詔，不俟駕」，這可是孔老夫子的真實言行啊。孟子這下要拿出真本事了，而以下這一段說詞，正是儒者對於自己的角色的自尊自信之詞，首先引曾子的話，儒者為臣，其與君王之別，彼富我仁、彼爵我義，我一點也不覺得不如君王。誠哉斯言！若是一般仕子，眼中只見到君王的無上權勢，心中沒有理想，只有利益干澤之求，沒有不自貶人格的。但儒者非然，以仁義之道而自覺高人一等，這就是儒家的價值觀與立身的原則。孟子還說不過癮，繼續提出三尊之言，爵一、齒一、德一，也就是說從權勢上講朝堂上的君王最高，從年紀上講老人家最應受到尊重，若從德行上講則只有真正的儒者地位最高，自己就是德上最尊貴的人，豈不也應該受到敬重，這就是說，我尊敬他為君是一回事，他更應該尊敬我的道德修養以及仁義孝悌之教，我不去見他對他沒有甚麼不尊敬的，倒是「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若是敬重我的思想，有事情要請益，那就直接來見我找我談，而不是老是要我去找他講話，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都是君王往學求教，之後任命為大臣，然後一意聽從的。這裡還引出孟子對管仲的評價，管仲畢竟只是協助齊桓公成為霸主，並非使其成為一統天下的聖君，所以孟子自認管仲尚且不為，而桓公對管仲尚且不召，何況是齊王召我呢？我的志向及能力比管仲可是高多了，因為我要的是一統天下的王道政治，而不是一時的稱霸天下而已。
孟子言語清晰犀利，歷史背景固然是孟子可以如此做態的原因，但秦以後的臣子是沒有這種可能的，然而這就說明了儒者對自己的角色期許，除非是不世出的君王，否則絕不委屈自己賣身求官，當然，孔孟都是這番氣魄，但秦漢之後的儒生，既不能輕易逃官，也不能依照己意為官，角色的艱難無法可比，這就需要道家的智慧調整一下了。
十、 孟子與陳臻談臣下受餽之道
孟子於齊於宋於薛都有人餽贈金錢，但是孟子取與不取卻有不同的態度，這一段的政治哲學討論的是君臣對待中贈取之原理：辭受取予，惟當於理。參見：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皆適於義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為不受？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予何為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11]
以朋友關係而言，餽贈只要有理，宜可接受，但君臣之間，就不宜輕易受贈，若非有職務在身，則不宜受贈，否則沒有理由的輕易收受，等於賣身求官，下次君王要就自己做甚麼事情，就不好推辭了，說不定是違背自己良心的事情。但以朋友身分，為了遠行路上需求，為了安全找保全護衛，這都是朋友之義的當與可取之行為。重點是，不可為求官而受祿，只可因情誼關切而收贈。
十一、 孟子與平路談官員的責任
以下這段政治哲學的討論，講得是大臣為官之原理，一句話，就是負責任把事情做好，這才是為人臣者以道侍君之理，同理，國君也應該把國家治理好，任用唯才以及政策愛民。參見：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12]
孟子和平陸大夫討論官員的職責，問他若是侍衛長的衛兵一天當中溜掉了三人，你會怎麼處理他？大夫說哪能等跑掉三人，早被我開除了。孟子話頭一轉，你轄下的百姓，老人死於溝壑，壯者流離他鄉，你有沒有責任呢？大夫一開始辯稱這是老天爺不賞飯呀，天災人禍，非我小小地方官所能負責的。依孟子之意，這還是地方官員的責任，因為你可以推出各種政策，至少不讓老者喪命、少者逃亡呀，你若做不到，那還幹嘛做這個官呢？孟子以牛羊牧者比喻，員外把牛羊託給牧者，若是不努力找糧草餵養，而是放任死亡逃逸，這樣還算是個負責任的牧者嗎？大夫距心終於明白道理，承認自己的失職，也就是說，不論環境如何艱難，為政者是沒有理由託辭藉口不把百姓照顧好的，辛苦固然，但努力是不可少的，這就是儒者愛民治國的基本立場。百姓受難，也許是天災，那就要平時多存糧，也許是人禍，那就要上書君王提出好的政策，如果你甚麼也不做，任由百姓受苦受難，這決不是負責官員應有的態度。
隔了一段時間孟子去見君王，告訴他一路上各地方官員的表現，有那種覺得百姓受苦是自己的責任的態度的，只有平陸大夫一人，這話說得國君心中有愧，承認沒有好好找到官員，這是自己的失職了。這一段談話，也應驗了墨家講「尚賢」的重要性，君王有責尋找好的官員，否則沒把百姓照顧好，人民如何「尚同」於他呢？
十二、 孟子與蚔鼃談大臣的言責
大臣就是要負言責，言責就是要提愛百姓的政策，若君王不聽則自己應該辭官，以示負責，以顯立場，否則就是尸位素餐了。這幾乎就是現代政治下的政務官的責任政治了。本文的政治哲學，討論的就是大臣為官之原理，以及辭官之原理，主張：入仕之道，守官守道，亦各有其方。參見：
孟子謂蚔鼃(音持挖)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蚔鼁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齊人曰：「所以為蚔鼁，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公都子以告。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13]
孟子質問蚳鼃，你既然登上高層，有沒有善盡言責呢？蚳鼃聽言開始進辭，王竟不用，遂辭其官。此事，有齊人打抱不平，譏諷孟子說：對蚔鼃就要求辭官，對你自己呢？其實，這種諷刺，是沒來由的。但這種諷刺很容易在人間被提出來，因為辭官畢竟不符合一般人的世俗價值，哪有好好的大官不做，偏要找君王麻煩以及自己辭官的？但這就是儒者與俗人為官不同之處，是來為天下百姓負責任的，而不是為一己稻糧謀的，是來實現理想的，而不是為求官而賣身的。孟子就回應說：這就是官員的角色邏輯，有為有守，有職有責，只不過，依此標準，當時的孟子既無官守亦無言責，因此不知道要負甚麼責任？要負責的是有官做的人，甚至就是君王自己，這就明確表示了，君臣都是要負責的，除非不上高位君位，既上此位，就要好好做事，大臣做事負責，君王做事負責，否則天下百姓誰來照顧？否則要你們這些君王大臣有何用處？儒家哲學，就是政治哲學，就是責任政治，就是行仁政、愛百姓一條價值觀而已，為天下百姓計，沒有儒家思想，何來人民的福利呢？因為，沒有儒家思想，官員就自以為老大，不想自己的責任，沒有責任感的官員，還能照顧百姓嗎？
十三、 孟子與景春談為官不可致妾婦之道
本段文字的政治哲學，談的是臣子的為官之道，知識分子是不求官的，做官是要實現理想的，大丈夫行道而已，非順於君，以求自適得意。參見：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14]
景春認為像公孫衍、張儀之徒，是真大丈夫，因為「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不以為然，因為這兩個人不是為百姓謀，而是遂行君王的私慾，藉由王威而震動天下，謀的是一己之權勢的，孟子甚至嘲諷他們只是「妾婦之道」，所謂「妾婦之道」就是要事事順服夫家的意旨。然而，為官者，是要實現理想照顧百姓而來的，不是只為自己大做大官的，公、張二人，為遂行君王黷武天下的私慾，謀劃計策，行走天下，以霸術威震天下，壯則壯矣，於德行上不足觀也。此二人，沒有顧及人民的生活，沒有照顧百姓的理想，只有自己利益，委屈己志，降伏君王，豈是丈夫？根本妾婦。
沒有為求天下百姓福祉的人，他們做官只求升官，升官就是看上不看下，不看下就不是儒者，不想照顧人民就不是儒者心目中的好官。不是儒家，誰為百姓謀呢？中國歷代政治，絕不能沒有儒家愛民治國的理想啊。
十四、 孟子與齊宣王談君王對待臣下之禮
下面這段文字也是千古奇文之一，孟子談政治哲學中的君臣對待之原理，主張君臣相待的關係是對等的。參見：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15]
文中言於「手足腹心、犬馬國人、土芥寇讎」，就是相待關係，上對下如何，下對上就如何，問題是態度畢竟要上位者先擺出來，因為權勢在上。此說，齊宣王以舊禮尋問，於禮，大臣應為舊君服喪，服喪的原理為何？孟子的回答還是一個相待的原理。如果舊臣為官之時，國君對其言聽計從，一旦舊臣有故必須它去，國君仍然以禮待之，則服喪，若是其離去即是叛臣，待之以暴力，則不服喪。
在孟子，君臣固有上下位階之別，但沒有人格高下之異，彼此之間仍是以禮相待為原則，彼此之間仍然是「手足腹心、犬馬國人、土芥寇讎」的關係。至於去國，並不是叛逃，而是個人有其不同的志趣，或是現實難免的境遇，仍應互相尊重。孟子從來不在君王面前貶抑自己，這就是他的儒者氣象，也是他留給萬世之後的居臣關係的典範。
十五、 孟子談做個小官可也
本文的政治哲學討論，對於君臣對待之原理，仍是主張臣子應善盡言責，若君王不聽則應辭官，若不得已為貧就仕，那就做個小官吧，小官不必負諾大的言責，只要把手邊職責盡好就好。參見：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16]
娶妻非為替自己孝養父母，而是傳宗接代，但若自己有難為之處，則娶妻為替自己孝養父母亦是可以的。做官非是為自己解決生計，但若貧無以計，則為解決貧窮而為官可也，但此時只能為個小吏，不宜為大臣，一旦為大臣，必善盡言責，承擔天下，一旦不遇，就應辭官，辭官，也就沒俸祿了。否則，堂堂一國之棟樑，委身廟堂，卻內治不明，「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如若去職之後，家貧無以為繼，必須孝養父母、照顧妻子，那就做個小官，畢竟不在朝堂就不負大任，把手邊的事情做好，安心領薪水，照顧家人，這樣也是可以的。
然而，這種在高位負大任的儒者立場，其實難以實現，因為君王有志者寡，照此邏輯，變成多半只能做個小官了。做小官也很好，畢竟仍然可以照顧一方水土，養活一方百姓，這也是儒者對國家社會的重大貢獻，既然天高皇帝遠，好好做個人民的英雄，也是意氣風發得很。依照歷史的實際，儒者竟然是做小官變成最好的出路了，並不是儒者愛做小官或只能做小官，而是政治高層多半不清明，若是不想委曲求全，卑微自己，不如就留在地方做個基層的官吏吧！因此也可以說，所有的基層公務員都應該是個儒者，一旦如此，百姓生活必然獲得照顧，政府的基層穩固了，至少人民還有活路，不管高層鬥爭如何凶險，基層還是穩定的，這應該說正是儒者對於國家社會最好的貢獻之道了。
十六、 孟子與陳子談君王對待官員態度間的去留之道
本段的政治哲學談君臣對待之原理，尤其是針對知識分子出仕或辭官的原則而談，最理想的君對臣的態度是行其言、且致禮貌，若做不到，就該辭官了。參見：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17]
陳子的問題直接就是知識分子如何上任、又如何下台的問題，也就是，在君王提出甚麼條件、以及如何對待的前提下，知識分子可以就仕與辭官？孟子的回答也很清楚，知識分子入仕是因為有理想要實施，如要實施理想，就必須取得君王的認同，君王一旦認同，就等於對自己真正地尊重。於是，明確表示願意實行你的政策、以及對你禮遇有加，就是君王真正要接受你的兩大表徵，這兩樣都做到了，就可以答應入仕。然若缺乏執行你的政策的誠意，則不論對你是否仍致敬禮，你的理想已經無法實施，就應辭官他去，因為你不是為俸祿而來，所以是你應該辭職的時候了。第二種情況，你為了理想而來，不確定君王是否虛心接受，但至少對你禮貌做足，讓你覺得可能性是有的，既然為了天下百姓，姑且一試吧，結果，也沒照著你的政策去執行，甚至，應有的禮貌已經衰退，這就表示你的存在已經對人家來說是多餘的了，既不為官位而來，這樣又絕對沒有機會實現理想，那真的就是該走了。第三種情況，自己快餓死了，國家並沒有要用你的政策，但出於憐憫，願意給你一分差事，那就接受吧，免死而已。
綜觀孟子的原則，世俗中人只問如何搭上官車，儒者卻問如何方可入仕，以及何時應該辭卸官位，這就是儒者與一般人不同的地方，儒者不是非辭官不可，而是非實現理想不可，實現理想必須做官，但若不能實現理想而還繼續做官那就是只為自己的利益，這一點，儒者以為可恥，如非為了救命，就決不做官了。不過，孟子或許比較站在他的時代以及他個人的才情能力上說的話，沒有他的資賦的人，做個小官學習做事，不是壞事，時代晚於秦漢以後的官場，既沒有不做官的自由，也沒有想做官的自由，除非體制即將崩解，皇權浩蕩的時代，高級的人才都是被管束得死死的，除非你的能力不被發現，只是躲藏在民間自適逍遙，但你就得收拾起惻隱之心，任其天下滔滔而不顧，才有隱士的日子可過，否則，擠身官位，尤其是高層，是無法要求君王的禮貌的，因此難以禮貌之足與不足而自行決定進退的。至於政策的部分，一要看君王的才華，他智慧不夠的話也是無法理解你的，因而也就不可能重用你的政策。二要看君王的私心，若是私心深重，只顧自己一國一家一人的私利，而不顧自己的百姓以及天下人的福利，那麼你的政策他也不會重用的。三要看周圍的群臣的平均素養，若是嗜欲太重、權臣小人太多，而你又不懂得周旋，就算你取得了政策致執行權，你也不能就順利地把事情做好。因此好的政策可以期待卻未必能保證，重點只在你自己有好的政策能夠提出來，至於聽不聽、用不用、成不成，這就還有太多要件需要滿足，這時候，儒者就不只需要儒家的意志與立場，而是還需要法家與道家的種種智慧與策謀了。
談完了孟子的為官之道，高則高矣，畢竟是聖人的等級，就一般儒者而言，生存於世俗之間，是必須要有其它身段的，以下，藉由法家和道家的生存智慧，來與孟子做一比較。
十七、 孟子與老子的為官之道之比較
老子哲學可以說就是領導者的哲學，領導一群優秀的人才以成團隊而為國家社會服務，所以，其實是一套積極入世的哲學，如其言：「取天下」，「天下莫能與之爭」等，然而，如此的效果，如何能成？筆者認為，關鍵就是「弱者道之用」「損而又損」，「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不敢為天下先」「處前不害，處上不壓」「後其身，外其身」等，也就是，深透人性的負面個性，瞭解、面對、與之同步，不去衝撞，甚至滿足其利益之心，事為在己，利益與人，人則不惡，從而掌握實權，以形成巨大的影響力，從而實質領導，創造資源供給百姓。成功的關鍵就在於將名利皆贈與人，澈底減損自己的慾望。
孟子的政治哲學，重視自己的聲名，要求君王尊重自己，政治活動是自我實現也是理想化國家社會，自己也是目的，一旦這個角色無法凸顯，可以辭官它去，也可以只做小官，只顧一方水土一方百姓，不必身在高層而負承擔天下的言責。孟子要君王行仁政、愛百姓，自己定位為協助君王治理天下的專業政治管理人，君王禮敬大臣，大臣竭盡其忠，若君王失去了應有禮節，或根本就不重視大臣的政策意見，就應離職他去。
相比之下，孟子有我，老子無我，孟子型態的大臣易於折翼損耗，但是堅持自己的氣節，也足以震動君王的觀瞻，更能夠真實在基層民間安定人心。老子型態的臣子則是決不耗損力氣於與層峰的爭鬥之中，也不與大臣爭是非，「絕聖棄智」「絕仁棄義」，但仍是追求與儒家一樣的價值，「民復孝慈」、「民利百倍」。要君王聽從自己以及尊重自己是儒者，以成就自己的氣節堅持，但這通常只能落空，於是要不辭官，要不留在基層做個小官。但老子哲學中卻沒有這樣的堅持，不要求別人尊重自己，「太上不知有之」，只是無條件地服務與給予，於是留在高層，服務天下，卻遮隱其名，捨棄權勢利益，反而可以待在高位，好好做個大官，成為做大官的哲學。老子這樣的心態，骨子裏頭仍是儒者的愛心，但因透視人性，毫不幻想國君與大臣真能拋棄私欲完全無我，就既不規勸也不要求，一心只想把事情做好就好，其結果，通常就較能建立功業。孟子之時，國君如現在的省長，甚至不如，「說大人則藐之」，儒者還可以周遊列國。秦以後的大帝國，就沒有一個儒者能做到了，例如王陽明時期的君王夠爛了，但王陽明還是進官場做官了，而且位階愈來愈高，但在寧王之役之後，卻不去揭露朝中通敵寧王的大臣，顯非孟子是非之心的直爽爽作風，反而就是老子智慧的顯示。可以說，孔孟自己其實是超越了為官的格局，而是大聖大哲的境界，但孔孟之徒，卻不能不進入官場為官，在家天下的政治格局不改變之前，儒者不從政則天下如何？但是，既要從政，就是要把事情做好，把百姓照顧好，像孟子這樣「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是不行的，因此，儒者的新形象，在歷代王朝之中，一旦進入官場，都必須改變作風，而吸收老子「弱者道之用」的智慧，這樣才真正有機會實現理想，照顧百姓。這一點，在《菜根譚》的著作中，在在不斷顯示其既有儒者承擔天下的職志，又有了解官場深黯人性的透澈智慧，「爵位不宜太盛」、「勿近蜂蠆之黨」、「休與小人為仇」、「不責小人過」，這是讀儒家書而且承擔天下的君子儒者在官場歷練之後的深刻體會。正是儒老的共構。
十八、 孟子與韓非子的為官之道之比較
在孟子的言談中是對君王說了很多話的，重點在要君王行仁政、愛百姓，至於對待官員的問題，則是要求君王要尊重大臣，竭力備禮，延請德者治國，可以說一方面為百姓之福祉言，一方面為儒者實現自己的理想言。韓非也講話給君王聽，但重點在要君王懂得自我保護，告訴君王如何御下，如何避免犯錯失國。孟子談為官時自己是目的，韓非看官員則只是國家的工具。孟子期望有明君出來王天下、統一天下，辦法就是行仁政，天下百姓自動來歸，其他國君不能不效法。但國君都短視，不能實踐儒旨，且國際動亂，國家都有存亡危急之憂，甚至國君自身安危難料，首要之務恐怕是自身安危。韓非告之戒之就是為了君王個人安危計，君位保住，內政就能穩定，面對敵國征戰，更有實力為之，一心就是富國強兵之道。法家的這些立場，史上卻被儒者批判不已，然而，一旦國家面臨爭戰的危局，嚴刑重罰，統一事權，都是必要措施。王陽明於戰爭之際，一樣嚴懲逃兵，退逃者斬。可以說，雖然孔子追求「導之以德，齊之以禮」，但面對亂局，面臨戰爭，「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是不可免的。法家沒有主張殺人放火、欺壓百姓，只是看重解決困境的辦法，臣下是工具，有農戰之功才能上升高位，有德行而無戰功是不能擔任大官的，並且一旦失職則必遭嚴懲。
可以說，儒法之間在一些問題的差異上是可以也必須互相接受對方的立場。孟子不言利，韓非則言於殘酷的現實利害，前者談理想，理想不可無，後者談現實，現實不可泯。大臣可以有德，國君必須刻薄寡恩，掌握權柄，不為人奪。事實上，大臣有德者少，貪鄙者多，為國君計，賞罰之權緊緊握在手上，才是保安之道。可以說，法家真是國君哲學，孟子真是臣下哲學、官員哲學、公務員哲學，位階不同，思路不同。當然，儒者不是不可以為君，但在皇權時代，為君就是為帝王，或為繼位之君，至於在民權時代，則是人人有機會為國家領袖。然而，不論成為最高領袖的途徑為何，儒者心目中的最高領袖必具的仁民愛物的胸懷是絕對的真理，是一定要具備的品德，因為，天下安維繫於一人之身，國君若不愛百姓，百姓豈有好日子過？然而，君王若缺乏法家所說的懲治犯罪的寡恩薄情的話，君王卻自己過不上好日子了，不只自己命危，也會危及國家安全，首先就是自己被周圍的人物屠戮，再者就是忠臣良將會被殘害貶仗，因為天下壞官多與良臣為敵，儒家只想著怎樣做好人，法家才去研究壞人壞事是怎麼幹出來的，因此為現實計的種種提醒與做法是真知灼見，不知這些，如何免於壞人的傷害？這些法術勢種種之說，儒學不宜否定，甚且應該與之合作。當然，這就會是「陽儒陰法」，因此，「陽儒陰法」是句好話，但也可以說，內儒外法，內聖以儒，外王不可無法。
十九、 結論
筆者對於中國哲學各家有一整合的構思，以周易六爻的世間法階層體制來說，各爻都應有儒者的愛民價值，但儒者最佳戰鬥位置就是在基層的主管，也就是第二爻，不必負責勸諫君王，只要把事情辦好，就能照顧到百姓。通常，是當朝中被小人掏空快要垮掉了的時候，才有儒者可以成為中流砥柱的時機。至於承平時期，或是朝綱尚未敗壞至大廈將倒之前，第四爻的高階主管之位只有具備了老子的謙退心態者才能守住其位，也就是根本上就有愛民胸懷的儒者吸收了謙損之道的老子智慧才能站上高位。至於層峰之位，利益巨大，因此，殘忍刻薄、甚至野心強大者才易於攫奪此位，依孔孟之教，仲尼之徒尚不道桓文之事，何況搶權奪權佔權？因此儒者是不會站上此位的。當然這是就皇權體制時期而說，若是現代民權體制，因為法治昌明，以儒家的修身立場，便可站上高位以及成最高領袖位，但這是在法治昌明的前提下。因此可以說，法治愈不昌明，則以《周易》六爻的階層邏輯來地位各學派的價值立場的解釋效用就愈為強大，因為這就是古代階層體制官場邏輯的思維模型，古人在這個階層中已經對號入座了處在某一階層，故而有所發言。這樣說來，法家卻是不可少，因為它定位的是君王，而儒家則是從知識分子的角度，定位了整個政治哲學的基準，把國家、領袖、及官員的終極角色說好了。
本文之作，就是以孟子的文本為材料，從官員幹部的面向，把話說清楚，談論君子的入仕之道，應如何進退？孟子正是中國文化所有為官者的指導教授，當然，是指儒家的價值理想而言，接受孟子，便找到了生命的意義，終生以赴，只不過，秦漢以後的政治格局丕變，辭官絕不可輕易為之，否則易遭慘禍，因此，在處世的應對上，必須有老子的智慧，而在面君的立場上，也要有法家的態度。有關孟子政治哲學還有其他一些項目可談，另待它文。
[1] 本文為參加” 儒学与时代——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首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會議論文。主辦單位：復旦大學哲學系，會議日期：2017年9月23~24日。 [2] 《孟子公孫丑下》。 [3] 《孟子公孫丑下》。 [4] 《孟子公孫丑下》。 [5] 《孟子公孫丑下》。 [6] 《孟子公孫丑下》。 [7] 《孟子離婁上》。 [8] 《孟子梁惠王下》。 [9] 《孟子梁惠王下》。 [10] 《孟子公孫丑下》。 [11] 《孟子公孫丑下》。 [12] 《孟子公孫丑下》。 [13] 《孟子公孫丑下》。 [14] 《孟子滕文公下》。 [15] 《孟子萬章上》。 [16] 《孟子萬章下》 [17] 《孟子告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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